在“邦国—王国—帝国”说和“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这样的学术体系中，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其国家形态为早期国家的邦国；夏商周三代为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形态，又称为王国时期；而夏禹则具有过渡性时代特征，属于由邦国向王国的过渡时期。

　　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以族邦联盟（或称邦国联盟）为时代特色。在族邦联盟内，既有作为早期国家的邦国，也有酋长制族落即酋邦，还有社会复杂化程度低于酋邦的部落等。当这样的族邦联盟发展到大禹时代的时候，禹的双重身份——本邦的国君（邦君）身份和所执掌联盟的盟主身份开始发生变化，即王权萌芽，禹成为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过渡性人物。

　　我们说王权与邦国君权的区别就在于：邦国的君权只在本邦的范围内行使着统治权，而王权不但统治着本邦，还能支配从属于自己的其他属邦，并使这些属邦的主权变得不完整或者说不具有独立主权。在族邦联盟内诸邦之间原本是平等的，然而若执掌族邦联盟的盟主的权力开始膨胀，权力具有了专断性，那么原来的族邦联盟就会走向王朝国家，原来的盟主之权也就会变为王权。

　　在先秦文献中，禹也称为夏禹。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夏禹没被排列在五帝之中，而是在《史记·夏本纪》中列为开篇之首，但讲夏禹的事迹又从尧时讲起，所以夏禹的过渡性时代特征，司马迁认识得很清楚。在禹的后期发生的几个事件，很能说明夏禹王权的萌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禹会诸侯于涂山”和“禹杀防风氏”之事。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以往，包括我在内，相当多的学者采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似禹之涂山即三涂山”的说法。这是因为《左传·昭公四年》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三涂山一带是九州险要之地，也是九州的核心区域，因而往往会简单地认为此地即禹所执掌的族邦联盟的中心地区，推测大禹在此地会合各邦国的邦君和酋邦的酋长，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了蚌埠市禹会村遗址之后，其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像以往那样仅仅靠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是难以解决禹会诸侯的涂山所在地的。换言之，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使“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古史传说得到了落实。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理由：

　　第一，禹会村所在地的涂山地区，地势比较低平。在涂山下有淮河、涡河、天河等水系环绕，当洪水泛滥时，它必然有治水的需求。

　　第二，蚌埠的涂山是南北交通和南北族群的交汇之地，这对于禹这个族邦联盟盟主选择会盟之地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禹会村遗址的文化特点恰恰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其中，既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如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也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还有来自江南许多文化的因素。这种多方面的文化汇集为说明禹会诸侯于涂山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背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坚实依据。

　　第四，禹会村遗址的功能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例如，遗址中一排35个柱洞一字排开，可以推测这是竖立各个部族图腾旗帜的柱子，它与会盟的情景相吻合。再如，遗址中有大量一次性祭祀用的器物（冥器）和祭祀坑等短暂性的遗迹，而遗址使用的时间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如果说短暂性的遗迹可以与举行会盟相联系的话，那么一二百年的遗址使用年代又说明有当地的土著（如涂山氏）的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禹合诸侯于涂山”之涂山，应该在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南边的涂山。大禹之所以在这里会合诸侯，就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南北文化和族群交汇之地。

　　“禹会诸侯”的涂山之地也是大禹治水的地区之一。大禹之所以要到各地去治水，就在于他是一个族邦联盟的盟主。也就是说，禹领导的治水，并非仅仅治理禹自己的邦国之地的水患，而是领导治理族邦联盟乃至其势力影响范围内地区的水患。由此，无论是“禹合诸侯于涂山”、“禹娶涂山氏女”，还是禹在涂山治水，其实它们与夏禹和夏族的发祥地属于不同的问题。

　　《左传》所说的“禹合诸侯”之“诸侯”，实际上是包括邦国、酋邦、部落在内的各种政治实体。这是因为作为《左传》成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酋邦、联盟这类概念，所以只能用类似“天子”与“诸侯”这样的统合关系来表述事情的原委。在这里，前来参加会合的诸邦（包括酋长制酋邦和部落）是“执玉帛”来相见，反映了一种礼制。在这种礼制中，尊卑、等级和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是王权的滥觞。这种王权的滥觞，也显现在禹的会稽山之会盟。禹在会稽山会见诸邦之君时，防风氏只因迟到就被禹斩杀，可见此时的禹对于联盟内诸邦诸部已具有生杀专断之权。这种对于其他邦国或部族所具有的生杀专断之权，就是王权。因此，我认为禹是由邦国走向王国和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的过渡性人物，夏禹权力的时代特征就在于其过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