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主编《上海通史》。

　　今人所说红色文化是一种形象说法，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红色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广义的红色文化，指近代以来一切追求光明与进步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包括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科学昌明等。

　　对此问题的论述，可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为参考：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三句话涵盖的时间、内容是逐层扩大的，第一句指解放战争时期；第二句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覆盖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句指整个近代，除了覆盖“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还将内容扩大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人民革命及与此相关的革命文化，是不同历史阶段革新文化持续演进升华的产物，包括历次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也包括涉及科技革新的洋务文化、涉及政治制度变革的维新文化，以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文化。

　　由此，研究红色文化不仅需要拓宽视野，也需要拉长时段。

　　江南多地因事因人而常常此呼彼应、连锁发生作用

　　红色文化在全国各地分布相当广泛、各有特点。其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分外抢眼。从江南视域来把握红色文化，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联动性、整体性与先锋性。

　　先来看联动性。所谓联动性，既是指个人或群体（团体）的行动在不同地域、空间的行为表现为连续性或连贯性，也指不同空间的个人或群体（团体）的行为表现为相互关联性。

　　江南地区山水相连、壤土相接、语言相通（基本属于吴语区）。这里，山丘秀美，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湖海辽阔，物产丰盈，人口稠密，六朝以后逐渐形成经济互补性、社会互动性、文化一致性都很强的地区。这些自然禀赋与人文特点，使得这一地区在红色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联动性。

　　比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奋起响应，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也积极响应。苏浙沪三地革命党的响应，不是彼此孤立行事，而是将三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按照陈其美等人事先拟定的方案，是南京、杭州先动，上海再动。这一方案从沪、宁、杭三个城市的地理情况出发，合乎用兵之道。

　　但到10月底、11月初，忽然传来消息：清廷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泊吴淞口，运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械以济汉口清军。汉口方面致信上海同盟会员，告以亟盼上海等地响应，以绝清廷海军后援。11月1日晚，陈其美等人决定以上海先动、苏杭响应，代替先前的方案。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沪宁杭三地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全国反清革命胜利的基础。

　　再如，《安徽俗话报》印刷地并不是安徽，而在上海。该报以宣传反清革命为宗旨，编辑地、发行地均在安徽芜湖，但当时芜湖缺乏现代报纸印刷机构，故决定由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承印，印好后运回芜湖发行。

　　《安徽俗话报》之所以如此办理，原因在于这一印刷局的创办人章士钊是陈独秀的朋友，他们此前在上海共同办过报纸；这一印刷局的问事人（经理）程吉甫是安徽休宁人，是陈独秀的同乡。同事、同乡的网络，将芜湖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地联动成就了《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的其他革命活动，亦体现出这种联动性。1913年8月，陈独秀在安徽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经人援救亡命至上海。穷困潦倒中，他依靠替安徽同乡汪孟邹在上海所办的亚东图书馆编书济急。

　　类似的联动性，在很多革命志士身上都有体现。出生在常州的瞿秋白，15岁的时候就与上海发生了联系。1914年，瞿秋白的作品——一把用木头制作的汤匙在上海展出，会后被选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这位常州才子与上海发生了令人愉快的第一次正式联系。

　　瞿秋白第二次与上海发生联系是在1917年。那一年，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与人合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在上海出版文学译作。

　　1923年，从苏联回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宣传家的瞿秋白正式定居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从此，上海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此类因事因人而使江南多地此呼彼应、连锁发生作用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开幕，因事转移嘉兴，最后在嘉兴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