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0.88亿人上升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96%上升到11.94%。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2035年时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20.68%。如果按照国内学者的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时间还会提前三年左右。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确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时进入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超过20%时则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而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又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无论按照哪个标准，中国目前都处于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且在未来的十多年里会很快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成为超老龄社会。

　　由于人口老龄化很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下降、储蓄率下降、养老和医疗支出激增及经济增长停滞等后果，这一问题被各国政府、学界及公众热议多年。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所谈及的人口老龄化或者超老龄化都建立在将65岁作为进入老年的年龄阈值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将65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制定的，当时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到2019年时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6岁，其中女性超过75岁，即使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已经达到65.2岁，其中女性超过67岁。可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变化已经大不相同，固定不变的老年人标准并不能反映人类在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提升。刻板划分人的生命历程，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首先，将65岁及以上人口视为工作能力、服务需求、消费模式等无差别的同质群体，认为这一群体是脆弱的、疏离的、依赖他人的，进而产生歧视情绪。其次，忽略了6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人力资源存在的可能，造成对凝结在这一群体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浪费。最后，长寿增加的额外年份仅仅成为退休期的延长，从而增加了社会保险和公共支出的负担。

　　由此可见，将固定年龄作为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既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变化，还有可能夸大了人口老龄化或者超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将老年标准进行动态设定，可能会更加科学与合理。

　　当然，要实现生命历程的动态阶段划分，必须先实现长寿与健康的结合。老年人能否持续为家庭、社区和社会作出贡献，最终取决于他们的健康水平。目前学界对于健康寿命与平均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定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的实证研究分别支持了三种观点。有的研究支持乐观的观点，即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平均健康预期寿命的延长速度会快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有的研究结果支持悲观的观点，即医疗护理服务会带来患病者寿命的延长，使得不健康寿命在余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但也有研究支持中间观点，即认为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之间是同步延长的关系。我国的实证研究则主要支持了前两种观点，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我国人口健康状况改善的程度低于寿命的延长；如果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老年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增长则快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