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格（Peter Berger，1929— ）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家。他在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现代化研究与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他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传统，立足于现象学社会学的基本范畴，汲取包括现代基督教神学在内的各种思想资源，对宗教社会学中核心和具有争议的问题，如宗教社会学的方法论、宗教社会学的定义、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宗教社会学与神学的互动等作了详尽的阐释，并较深入地研究了去世俗化、宗教与全球化、宗教与多元化等问题。

　　宗教以神圣的方式提供意义

　　彼得·伯格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由逻辑上紧密关联的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宗教社会学中若干主题，如宗教的起源、本质、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二是深入思考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地位与命运等现实问题，其实质是现代性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具体围绕世俗化问题展开。

　　彼得·伯格强调，意义与法则是社会的核心，人类的实践活动旨在尽力创造和维持一个有意义和秩序的世界。人类对意义的渴求具有本能的力量，而宗教则用神圣的方式提供意义，甚至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时期是唯一方式。只要人类持续不断地为世界赋予意义和秩序，宗教的根基就不会丧失。在他看来，宗教能够对制度、秩序以及法则进行合法化论证，使之看上去是宇宙中的自然存在。他认为，宗教对世界中的苦难、罪恶与不公正等各种“边缘情境”的解释，使人们在面对或身处“边缘情境”的无秩序状态时，仍能与社会法则保持有意义的联结。上述认识构成彼得·伯格晚年反世俗化立场的思想基础。

　　宗教影响力衰退源于“现代性”扩张

　　20世纪70年代，彼得·伯格对宗教的命运颇为忧虑，认为“现代性”扩展导致宗教影响不断衰退，部分社会与文化摆脱了宗教制度与宗教象征的控制，开始所谓的“世俗化”过程。他论述了“世俗化”的根源及其在社会结构、文化和主观意识等层面的突进过程。在他看来，前两个层面的世俗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表现明显，即使最强烈反对世俗化理论的学者也无异议。但彼得·伯格更重视主观意识层面的“世俗化”，它意味着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人们看待世界及自己的生活时不再求助宗教。现代人意识结构的特征反证了这一点。沿着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分析路线，彼得·伯格认为技术生产与科层制度将“现代意识结构”扩张到整个日常生活世界，这种强调理性化、多元成分、人为控制等的现代意识，与把经验世界的不稳定结构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的宗教意识显然不相容。因此，宗教在现代社会必然衰落和边缘化。

　　全面分析彼得·伯格对世俗化的看法，他的立场前后明显对立。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他系统论证了世俗化之不可避免，晚年则彻底否定世俗化。但他对宗教未来命运的关心始终未曾改变。

　　宗教在现代社会寻找其恰当位置

　　尽管彼得·伯格以世俗化理论的“旗手”闻名于世，但他绝非欢迎世俗化，更不是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宗教的衰落忧心忡忡。

　　本质上，彼得·伯格对世俗化的分析，旨在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寻找适当的位置。他承认，现代社会对宗教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体制性宗教的回应策略难以避免神学的衰落，为人类提供意义的能力大打折扣。彼得·伯格主张借助日常生活中某些征兆或体验，去发现“超自然者”，以对抗现代性处境下的日常生活世界，周期性地逃离被功利主义原则统治的韦伯式“铁笼”。他认为，如此，现代人才能思考一些长期目标与价值，思考基本真理、美学和人类关系等问题，从而超越日常生活有限的、支离破碎的意义，超越人的动物性，达到人的真正发展。

　　总体上，彼得·伯格的宗教研究体现了社会学的欧陆与古典传统，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努力恢复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性视野；强调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个“宗教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当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活跃的经验事实时，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世俗化理论。他虽然承认现代性对宗教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并非如世俗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宗教在现代性冲击下将不断衰落甚至消亡。在他看来，现代性的特征是多元化，而不是世俗化，同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信仰、价值观与世界观。任何一种宗教传统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与其他宗教传统共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