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一个结构性调整阶段，其显著特征就是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负面后果展开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将为中国提供下一个30年的战略机遇期。

　　其一，“全球治理”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正在出现历史性的变化。历史上的“全球治理”是“西方治理”甚至“霸权治理”的代名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治理”开始向“西方与非西方共治”转变。尽管西方大国还在极力维持旧的治理秩序，但治理秩序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中国逐渐从治理对象上升为治理主体，是这个历史性转变的集中体现。

　　其二，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大的力量板块为主体的世界治理体系逐渐形成并与国际治理体系平行存在，以人类安全和地球生存为主题的全球治理体系雏形正在显现，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呈现新空间。后起大国崛起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但全球治理从结构上改变了新兴大国必然与国际体系对抗的逻辑。这是中国与历史上崛起大国根本不同的外部环境。

　　其三，全球治理的领域迅速扩展，新的领域需要创制新的规则，旧的领域也不断出现新的治理议题。在全球政治治理中，有的领域西方传统大国仍控制着话语权，有的领域西方大国则难以垄断规则创制权。中国充分利用不同领域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在自己能力和利益相关度较高的领域增强参与度，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占据制高点，可以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其四，全球治理需要新的公共品，特别是新的公共产品供应者。这里既包括硬实力的公共品，又包括软实力的公共品。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不断下降，固然有其财力严重不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治理的理念和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其落后于时代的根本缺陷。如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大中东民主化改造”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合法性问题等。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公共品提供者的历史机遇。中国不仅在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埃博拉疾病流行、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等领域提供有形的公共品，而且在金砖国家合作、“一带一路”、“新安全观”等领域提供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部分填补了西方国家能力下降后出现的公共品短缺和空白。

　　其五，全球治理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动力，是中国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实践来源。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是后来者，其能力还有明显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内治理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与全球治理，正是为中国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可以大大加快其改革进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实践证明，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结合，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路径，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创新。反之，我们也可以预言，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结合，也将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更多更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创新。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