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卜辞和先秦文献里出现的商朝“东土”，是晚商时期重点经略的区域。“东土”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包含皖北、苏北及河北部分地区。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商朝向东扩张的原因是为了掠夺人口土地或反击东夷（夷方）部族的入侵。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商朝势力东扩，与开发利用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资源有密切联系。

　　商朝势力不断东扩

　　势力东扩是商代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早商时期，商朝统治中心位于今河南郑州和偃师一带，整体规模仅在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基础上略有扩大，其东部影响止于鲁豫皖交界地区。中商时期，商朝的实力达到顶峰：西至陕西周原、商洛，北至晋中、河北保定，南至安徽安庆、湖南石门皂、岳阳铜鼓山、江西樟树一线，东至渤海南岸的内陆腹地、连云港海岸以及淮河下游的盐城一带。但就聚落分布规模、出土青铜容礼器地点数量以及与商王朝在周边地区发展情况比较而言，此时，整个东方地区还不属于商王朝重点关注的区域。

　　晚商时期，商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固定在安阳地区（即今殷墟），商文化在西、北、南三个方向上大范围收缩，唯独向东扩展的势头仍然强劲。此时，东方地区商文化聚落和人口急剧增多，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与殷商文化的密切联系。目前，东方地区出土成组青铜容礼器的高等级聚落已发现50余处。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型墓还是安阳殷墟以外的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亚”字形椁、人殉人祭最多、埋葬规格最高的墓葬。东方地区所见成组青铜器带有的族氏符号就有30多个，是除安阳殷墟以外发现族氏符号数量最多的地区。这些族氏来源于殷都及周边地区，其身份多为王室成员、贵族和军事官员。

　　此外，战争也能反映出晚商势力东扩的情况。殷墟卜辞和商末金文多次提到夷方。据统计，与夷方相关的甲骨卜辞经缀合后，有66版。其中，帝辛十祀和十五祀征夷方记载，两次战事皆历时九月有余，这与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纸上遗文恰成互证，从中可见东部地区在晚期商朝的重要地位。

　　以往研究成果认为，商朝势力东扩是为了掠夺人口土地、反击东夷（夷方）等。然而，一个政权在地缘政治上的前进方向，往往是由于该方向上蕴含着的特殊战略利益。尽管人口、土地是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却并非东方所独有；而商王对东夷骚扰的激烈反应，亦可能意味着“东土”蕴藏不容侵犯的核心利益。

　　“东土”盐业规模庞大

　　如前所述，商朝“东土”以今山东为主，包含鲁北和沧州沿海的渤海南岸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物产，其中尤以“鱼盐”驰名。相对于渔业资源来说，盐更具有战略性价值。食盐不仅为人类身体正常运转提供不可或缺的矿物成分，而且用盐腌制鱼肉和蔬菜类，也是古人保存动物蛋白质和蔬菜的主要方法。因此，自古以来，食盐始终是国家专卖的战略物资，历代政府对私贩食盐采取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最新考古研究表明，商朝东扩与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资源也有重要联系。

　　考古学家在东至昌邑、西至广饶、北至河北盐山、海兴滨海平原的250余公里范围内，发现了昌邑东利渔，潍坊央子，寿光巨淀湖、双王城、大荒北央、王家庄子，广饶东赵、东北坞、南河崖、坡家庄，东营刘集、刘庄，利津洋江，沾化杨家等近20处规模宏大的晚商时期制盐作坊群。每个作坊群包含数十处制盐作坊，总数超过500余处。考古发掘表明，每个制盐作坊占地面积在4000—6500平方米之间，包含地下卤水坑井、沉淀池、蒸发池、巨型盐灶、大型灶棚、工作间、储卤坑等结构；每个盐灶的面积在30—40平方米，煮盐盔形器数量约150—200个，一次举火煮盐的产量约一千斤。据初步推算，整个渤海南岸地区盐年产量超过50万斤以上，直接参与盐业生产的工人总数达五六千人。

　　环绕制盐作坊群内侧咸、淡水系——古济水、古黄河、漯水、徒骇河的两侧及内陆腹地，出现了同时期的殷商文化聚落，数量达400处以上。大约每七八处聚落围绕一个中心或高等级聚落，多有壕沟环绕，并有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目前，已发现高等级聚落近40处。从聚落规模、墓葬规格、随葬铜容器及其他特殊遗存等来看，还有如苏埠屯、惠民大郭等凌驾于这些中心聚落之上的更大、更高的区域高等级聚落。这些聚落分布在晚商时期各阶段，说明它们是稳定、连续发展的。

　　研究表明，咸、淡水两侧的聚落，既是盐工冬夏二季的定居地，也是生产制盐工具的场所；而内陆地区的一般聚落的功能主要是为盐工提供生活（粮食）和生产物资（制盐器具等），并承担盐制品向内陆运输的工作。出土青铜礼器的高等级聚落则负责盐业生产的管理，以及生产和生活物资的调配与运输。位于滨海平原地区的制盐作坊群、咸淡水分界线两侧的盐工定居聚落群，与环绕它们的内陆腹地的聚落群同时出现、同时发展，在产业、生业和社会组织上有明显的分工，这些不同聚落群在经济、社会组织与管理上的相互依存，是有计划、有组织、统一规制的结果。

　　晚商“东土”成为战略要地

　　从“东土”盐业的发展规模不难看出，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商朝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和控制已经十分成熟；其他考古资料也表明，晚商时期，“东土”已经成为商朝统治的重点区域。

　　鲁北与沧州地区晚商文化陶器类别及形态特征与殷墟各期相同。墓葬所见腰坑、殉狗、殉人、铺洒朱砂等葬俗，棺椁葬具及随葬品组合均与安阳殷墟相同。高等级墓葬出土的铜容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器，无论种类还是其形态与纹饰样式，都与殷墟同类器物基本一致。苏埠屯和济南刘家庄墓地还发现了仅在殷墟墓葬中常见的陶器觚、爵和圈足盘等。济南大辛庄发现的卜辞，字体、文法及占卜形式也属于典型的殷墟卜辞系统。该地区青铜器上的徽识符号也同时出现在殷墟的青铜器和卜辞上。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官员或军队，如醜、薄姑、戎、并、卤、戌宁、索、举、役等族氏或首领，驻扎在沿海及相邻内陆地区。由此可见，晚商时期，“东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与商朝统治核心区域连为一体，成为商王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从卜辞记录看，商王非常重视“东土”的食盐生产。商王或亲自率兵东巡海隅产盐之地，振兵田猎，保护盐场；或派遣重臣负责转运盐卤。商朝还设置了主管盐业的专职官吏，如据甲骨资料“鹵小臣其又（有）邑？”（《甲骨文合集》5596）这里的“鹵小臣”很可能就是当时管理盐业生产的官吏名称。

　　综上所述，晚商时期，沧州沿海、鲁北沿海和内陆腹地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以沿海盐业与盐工定居地为导向的聚落分布格局。来自商王朝的一些王族、族群和封国驻地大都布局在这一区域核心内，他们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外运。此时，这里不仅成为商王朝晚期直接控制的唯一的盐产地，也是通往海洋的重要出口，形成了与中原地区连为一体的社会经济网络。由此可见，商王朝晚期大规模东扩和对东方地区的经营，显然与滨海盐业资源开发利用有关，而大规模征伐夷方，应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盐业的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地区商代考古研究”（13BKG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