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与胡适探讨禅宗的通信现存6封，不仅讨论了佛教史问题，还开启了海内外一系列禅学研究和论辩的先声。

　　论禅宗始祖

　　胡适为完成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展开的禅宗史研究，是其原创性的学术成就之一，国内学界以汤用彤的反应为最早。1928年7月16日汤用彤致函胡适云：“前在《现代评论》增刊中见尊作《菩提达磨考》，至为钦佩。兹寄上旧稿一段，系于前年冬日在津所草就。其时手下书极少，所作误略至多，今亦不加修正，盖闻台端不久将发表‘禅宗史’之全部，未见尊书，不能再妄下笔。先生大作如有副稿，能寄令先睹，则无任欣感。达磨四行非大小乘各种禅观之说，语气似婆罗门外道，又似《奥义书》中所说。达磨学说果源于何派，甚难断言也。”

　　汤用彤将《中国佛教史略》讲义中论禅宗一章随函寄赠胡适论学。该讲义的前半部分，即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稿。

　　论禅宗史纲领

　　胡适接到汤用彤7月16日的手书后，即于当月21日复以一长信说：“《中国佛教史略》中论禅宗一章，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先生谓传法伪史‘盖皆六祖以后禅宗各派相争之出产品’，此与鄙见完全相同。我在巴黎、伦敦发见了一些禅宗争法统的史料，影印带回国，尚未及一一整理。先生若来上海，请来参观”；“此项史料皆足证明禅宗法统至8世纪之末尚无定论，与我数年前所作《二十八祖考》完全相印证。但9世纪禅宗所认之二十八祖，与宋僧契嵩以后所认之二十八祖又多不相同……”；“我的《禅宗史》稿本尚未写定，大部分须改作，拟于今夏稍凉时动手改作。有所成就，当寄呈乞正。”

　　胡适因《禅宗史》还没写好，故未寄出，但他在此封信中详细列述其所拟撰《禅宗史》的13条大纲，将其基本观点和研究框架和盘托出，主要内容是印度禅的中国化历程，“禅有印度禅，有中国禅。……‘止观’即旧禅法的两个阶级，天台始以为禅之要旨。故天台是过渡时期，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此项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陈、隋之间，隋时尤盛行。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的成分最多，道一是最好代表”；“慧能在当日确有革命之功”，但他“在当时并不出名，其人不过南方一派的大师而已。至神会北上，与正统派挑战，自称正统，并说其师有传衣为信，于是始有法统之争……安史乱后，北宗遂倒，神会遂成第七祖”；“8世纪下半，各派争造法统伪史，其多不可胜记”；“南宗成为正宗之后，北宗门下又多捏造世系自附于正统”；“《付法藏传》……是天台一派造出的……故自迦叶至师子之世系，本是天台一派所认之世系，后来乃被‘南宗’攘为宗谱。”

　　胡适在信末表示，之所以“先写呈此纲领者，正欲得先生的指示教正耳，千万请勿吝珠玉为盼”。胡适对开启他们首次交往的这两封通信相当重视，将其冠以《论禅宗史的纲领》的题目收入《胡适文存》出版。汤用彤所寄那章佛教史讲义原件为油印品，胡适在上面用毛笔加以校改增补，连同这两封信都附在日记本中。笔者对勘后发现，现版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第六节《禅宗》与寄赠胡适的那一章基本一致。汤用彤在该书《禅宗》一节标题下注明：“以下半系旧作，无暇增改，读者鉴之。”胡适信中的引文，仍原样保留在《隋唐佛教史稿》里。

　　禅宗史的学术大辩论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编成《胡适禅学案》，其中第一部即收入了由胡适与汤用彤以上两封往复书信组成的《论禅宗史的纲领》。《胡适禅学案》附有柳田圣山所撰论文，详述了胡适禅学的研究历程和国际影响，认为胡适继发表《菩提达磨考》诸文后，“接着，通过他和汤用彤的往复书简，他草成了《论禅宗史的纲领》。这几篇文章都说明了（胡适）博士对学问关心的程度。当时，汤用彤受博士的影响居然脱稿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寄赠胡适的那章讲义说：“六祖虽创顿门，然其宗实至荷泽始盛。荷泽大师名神会，年十四至曹溪谒慧能，得其法。天宝初（约742年）入洛大行禅法。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及神会至，渐修之教荡然，普寂之门衰歇，而南北宗之名由是始起。是时普寂、神会各立神秀、慧能为六祖，争端由是多矣。”由此可知，汤用彤与胡适不仅在六祖后各派相争而竞造传法史上有共识，而且都强调神会的关键地位。胡适随后提出神会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汤用彤此说的一种扩展。胡适发现禅宗的敦煌新史料，由此而在国际禅宗研究中争得一席之地，但当他把神会的作用过度夸大，以至于把神会升格为《坛经》作者，便出了问题，以此与汤用彤产生分歧。

　　胡适的骇俗之论80多年来不断引发一阵阵研讨热潮，陈寅恪、吕澂、李嘉言、罗香林、冉云华、杨曾文等人纷纷就相关问题发表撰述。其中以钱穆的系列文章较有代表性，他1945年发表《神会与坛经》批驳胡适此说，得出结论是“慧能到底是南宗开山，到底是新禅宗的创立者，神会到底不过是《坛经》传宗，他不过到北方去放了一大炮，把南宗顿义在北方宣扬开来”。他的论证与汤用彤对慧能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定位，可谓遥相应和。他们共通的研究理路，正如钱穆所述：“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

　　综观关于禅宗史的学术大辩论，可以看出正反双方都是接着胡适和汤用彤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汤用彤与20世纪宗教学研究新证”（11CZJ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