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强调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未曾直接涉及资源环境因素。

　　1975年，英国学者斯蒂德曼基于斯拉法“联合生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负价值”问题。该例子假定生产过程I使用5个单位的商品1和1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6个单位的商品1和1个单位的商品2；生产过程n使用10个单位的商品2和1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3个单位的商品1和12个单位的商品2。社会总计投入5个单位的商品1、10个单位的商品2和2个单位的劳动，生产出9个单位的商品1和13个单位的商品2。根据投入和产出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他在上述例子假定的基础上建立价值体系方程，解得商品1的价值为负值（－1），继而解得剩余价值也为负值，并通过价格体系方程，解得利润为正值。他证明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可以是负值，且正利润可以在负剩余价值的条件下存在，从而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多只适用于单一生产，而不适用于联合生产。这在学界被称为“斯蒂德曼诘难”。可见，斯蒂德曼的“负价值”理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一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如果从环境角度来考虑“负价值”的概念，就不仅可以科学破解“斯蒂德曼诘难”，还可以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在联合生产过程中，若投入既定的劳动量，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也会产出污染物，这就是在同一个过程生产出两种产品的现实逻辑。其中的污染物并非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所需要的经济品，只是作为“正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存在，这就说明联合生产允许有“负使用价值”，因而为“负价值”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从质的分析来看，“负价值”是指存在于联合生产中作为副产品的负使用价值（即污染物），而与正使用价值（有用物）的价值相对应的一种价值损失。同时，“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修复其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而投入的劳动量。这部分劳动量越大，“负价值”的绝对值也就越大。而从量的规定性来看，它与修复其造成的损害所必须付出的劳动相联系，表现为修复劳动时间的多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修复过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现有的生态经济理论分析还难以深入并较好地解决现实生态问题，其关键原因在于缺乏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科学量化分析基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基于公共性和外部性视角，而国内外生态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环境的研究，则缺乏劳动价值实体。因此，将联合生产条件下的“负价值”概念引入到环境经济学框架之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路，着重分析环境污染物“负价格”背后的“负价值”决定前提，不仅对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有所贡献，还为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学派，以及绿色发展观的思考提供了新认识、新扩展和新理念，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