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争鸣中，诸子百家表现出来的相同、相通及互补之处主宰着争鸣趋势及其可能前途，争鸣的逻辑及历史结果就是百家归一统，创造出一统的政治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不仅其复杂的逻辑结构及丰富的内容对应并满足着社会对政治理论的诸多需求，而且政治实践及外来理论资源也影响和补充着政治思想的演进逻辑，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一次次飞跃。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需要正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不同政治思想流派，更需要正确地看待不同历史阶段多个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先秦诸子：同一个政治传统的多元剖析 

　　人类早期文明的演进与存续，便显示出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它们既是不同的文明形态，又具有不同的政治传统。在人类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形态各异的文明不仅包含着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心理及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式等，而且在不同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模式展现了制度文明的发展轨迹。一定政治共同体和相应政治传统的形成，成为一定政治思想体系化过程的重要前提。

　　自殷商以来，古代中国就开始形成独特的政治传统，在春秋后期日益接近升华出理论成果的阶段。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一统的政治传统孕育出的多元思想之花。百家争鸣表面上歧见丛生、争鸣不断，各个学派都急于确定自己思想的独特内容及地位，更排他性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济世救民。然而，百家争鸣第一次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中的多元之“分”，但多元之“分”中又包含有一统的“合”。在理论争鸣中，诸子百家表现出来的相同、相通及互补之处主宰着争鸣趋势及其可能前途，争鸣的逻辑及历史结果就是百家归一统，创造出一统的政治意识。

　　先秦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视角与方法论，凸显了完整一统的政治传统的某个方面、环节或部分等。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农、杂等思想流派，各自创造出了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多元价值倾向、多元观察立场、多元分析方法及多元话语体系并存的思想盛世。在主题及话题上，各家不同话语体系多有相同、相通和互补之处。在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和推理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在逻辑关系的建构上也存在分歧，但就百家争鸣的结果来看，中国政治传统明确被表述为一个占据主要支配地位的逻辑体系。

　　汉至隋唐：政治思想一统的实现及裂变 

　　秦汉政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体系化的重要时期，先秦各派政治思想在汉代真正形成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有机整体，并经过官方的确认而成为正统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政治思想的逻辑体系。中国政治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实现了多元融为一统的理论跨越，确认了最核心问题是天人关系，探讨天人关系的思维方式是天人感应，肯定了儒家在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保证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成员社会化过程中的支配性或决定性作用。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多元在此汇成了一统的主流。

　　董仲舒等以儒学为主建构的一统政治意识实际上是政治神学。它一方面突出了将一切诉诸必然判断的神学思维方式，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逻辑悖论；另一方面，许多政治经验又一再冲击着政治神学的结论及思想方法。一统的政治意识越来越遭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理论挑战，僵化的推理体系造成了解释的困难。在应对一系列解释困难的过程中，汉代流行的一统政治意识分化为多元。作为重要的外来思想资源，从古印度传来的佛学成为多元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一元，不仅促成了从宇宙论到本体论的理论转型，更深化了政治理论对政治理想人格等的探讨。魏晋以来的政治思想多元，既是两汉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也促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隋唐五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儒、释、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政治生活对理论的多方面需求得到了多元政治理论的有效供给。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潮表面上具有极其明显的儒家特征，似乎在政治观念层面上，儒家又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儒家在政治问题上的诸多观点其实都需要佛教、道教等的某些重要支撑，特别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儒家需要佛教提供诸如因果等范畴的普遍依据。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是这个时期政治思潮的头等大事，但这种复兴既是发生在魏晋玄学、佛学及道家、道教的强势之后，又没有比较完善地、独立地解决政治哲学的诸多形而上难题。因此，儒家在隋唐的复兴仅仅取得了与佛教、道教并立的均势，还没有达到可以吸收、消化佛教和道教理论资源以重构一统政治意识的高级阶段。

　　宋元明清：政治思想一统的再现及深化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充满了一统与多元的阶段性交替。一般来说，一统意味着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重构和逻辑整合，标志着政治思想的理论高度，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思维僵化；多元则意味着传统政治思想的多维度深入展开，标志着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可能出路等。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一统诞生了传统社会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并以三纲六纪确立了人的理想必然状态，将人的一切行为都纳入一个必然联系着的世界图式中，同类相感。东汉末年以来，政治思想多元则展示了传统政治理论需要面对的诸多政治哲学难题，将宇宙普遍本体及方法论的诉求和政治理想人格的艰难找寻展示给了世人。宋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迎来了又一个一统的时代，儒家吸收消化了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养分，完成了理想政治秩序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理想政治人格、理想政治状态及行为规范等的高度统一。

　　宋学既是隋唐以来儒释道并重文化格局的深化与进一步发展，也是儒学自汉末魏晋以来的一次政治思想升华，以心性论的阐释方式替代了汉儒宇宙论的阐释方式，儒家纲常伦理体系获得了必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支持，摆脱了汉儒以天人理论阐释纲常伦理的困惑。宋学以儒家对佛教和道教理论的吸纳，完成了自隋初开始的从儒、释、道并重到儒、释、道合一的文化转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学术流派及思想框架。宋元明清时期，政治思想家在本体论及修行方法上鲜有创新，几乎照搬了中国佛教的修养方法，但儒家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理想却因此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被宋学归纳为“存天理灭人欲”。

　　与元明易代相比，明清易代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刺激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一统的政治意识却再次将面临解体的传统政治体系重构起来，并涌现出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时代巨变后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当然提出了许多批判性政治主张，但这些主张大多仍属于民本范畴，而且缺少行动意义。明清之际，民本思想家们的努力方向与他们的前人并无不同，与其说他们是在“解构专制”，还不如说是在“重构专制”，而高度发达且精致起来的儒家一统政治意识，恰恰是“重构专制”的核心要素。明清时期，政治思想的多元越来越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的一统政治意识，而这反过来巩固了高度烂熟的传统社会。如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言，“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