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社会学在科学或学术领域兴起之后，它与历史学的关系就一直令人困惑。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像一段有问题的婚姻，先离婚，然后又复婚，很难形成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19世纪的社会学非常依赖历史学。这一点在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例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的著述都是历史性的，跨越了很多时段。尽管如此，在他们气势恢宏的社会学观点中，给予历史学的地位仍然是很模糊的。一方面，人们认为社会学应该采取历史学的视角。另一方面，除了极个别的人，例如韦伯，总的来说，其他人都没有重视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直到近来，“离婚双方”才出现了和解的倾向。例证之一就是越来越重视马克思的宏观理论和美国的历史研究之间的融合，另一个和解的迹象出现在功能主义内部——曾经是共时范式的经典示例也采用了进化模式，如帕森斯后来的著述。

　　我的时间化社会学所主张的是：作为被调查对象的人们自己拥有历史，意即他们要么利用过去的结构，要么获得了有关自己过去的显性知识，并据此行事。社会学家应该努力完成的是重演人们的经历，表现他们的过去——他们是如何利用过去或者说他们如何思考过去的，并需要把人们及其过去的表象联系起来看待他们。采用历史的观点意味着对一个群体或社群进行长时间的跟踪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其他研究方法，社会学家调查了对于现在的过去、现在中的过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的。

　　（摘编自帕特里克·贝尔特：《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陈生梅、摆玉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