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轨之可以进行国际比较，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谓的经济体制转轨，是特指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转轨进程进行国际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国转轨的战略选择是否正确，包括具体的目标模式、转轨的速度、具体方法与途径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而检验转轨战略选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经济效果，因为体制转轨就是把“体制优选”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毫无疑问，发展目标实现的程度是转轨战略选择正确与否的试金石。 目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由原来的9国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27国）以及中国、越南等欧亚国家。转轨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类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轨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地说，转换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于90年代初全部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上向传统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前苏联、东欧各国基本属此类型，当然，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又是大国，研究它的情况更具典型性。从转轨的速度与方法来研究，有所谓“渐进”与“激进”之分。“渐进”也以中国为代表，曾经被通俗地、形象地喻为“摸着石头过河”，而“激进’也可以俄罗斯为代表，被称为“休克疗法”。从转轨的突破口来研究，中国是从农业和农村改革开始，俄罗斯是从“私有化”和价格与进出口贸易一步“自由化”开始。

　　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有人译为“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7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于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指日可待了。西方学者曾幻称此类改革为“效益最大化”的转轨。

　　然而，从1990年到1994年，这些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区域性大萧条。它们普遍经历着破坏较大的“阵痛期”。“阵痛”的明显特征是：政治混乱，经济衰退。政治上的无序与混乱状态使经济转轨也难以有序地进行，生产单位在无序的外部环境中，原有的产供销联系被中断或扭曲，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国际市场更无竞争力进入，政府的地位极不稳定，作用极其有限，生产的下降必不可免，俄罗斯生产下降50％，独联体另一些国家下降更多，东欧国家下降18-20％。生产如此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怎能不下降？1994年，俄罗斯6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据欧盟1995年3月调查,东欧、独联体27个转轨国家中，只有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4国人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改善。

　　为赴实地考察转轨的真实情况，1996年3～4月间，笔者曾去俄罗斯与政府经济官员、国家杜马议员、著名经济学家作了有益的直接面谈，取得分析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对有关经济转轨的重大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而且，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只能就迄今所掌握的材料，作尽量客观的分析和评论。

　　一 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分析

　　俄罗斯各界人士正在探求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具体的过渡途径。共产党人士告诉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然的，各派并无分歧。“我们不满现状，但并不认为我们的历史就好”。问题的症结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经济转轨之初，就有以阿巴尔金院士为代表的学院经济学家主张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以总统叶利钦、政府经济学家盖达尔、丘拜斯、绍欣为代表主张的“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之争。前者是以德、日、法国的经验为借鉴；后者试图照搬美国的模式。现在，反对派用转轨4年来经济负增长和经济结构矛盾严重的事实说明“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不符合俄国国情，他们把前总理盖达尔喻为“经济浪漫主义的代表”。认为“如果说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反市场经济的乌托邦，那末，盖达尔就是完全自由化的乌托邦”。他们批评继盖达尔之后的现政府政策是“无系统的实用主义”。国家杜马经济政府委员会主席（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马斯柳科夫向我们透露，该委员会正在广泛吸收经济学界包括阿巴尔金、沙塔林以及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一些著名人士参与拟定一个“冷静的理智的经济纲领”，准备在6月15巴总统普选以后向新总统提出，使之成为“新总统行动的经济纲领”。委员会设想这个纲领执行期限为15～18年，包括短期3年稳定目前的经济、中期5年慢速地恢复和发展、长期15年使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目前，在国家杜马中，独立议员占多数，共产党议员占35％，是最强大的反对党，马斯柳科夫的观点无疑是代表了共产党的经济主张。他们与总统、政府关于转轨的战略选择之争，其内容除了目标模式的分歧之外，还包括转轨的速度与方法。

　　（一）关于“休克疗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