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史学家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方汉奇教授的人生，基本上是在与新闻史的对话中度过的。他从踏上社会的第一步起就选择了新闻史研究的道路，而且一走就是六十多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闻史研究的“法则”。

　　乐为中国新闻史打“初稿”。方汉奇曾经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想当初，他选择新闻，是希望能够做一名记者，为历史写初稿，但现实与理想间的距离使他走向了新闻史研究。虽说原来的“目标’没有完全“命中”，他还是幸运地打了与新闻工作有关的“擦边球”。带着对新闻史的兴趣，从起步时的四顾茫然，到渐次探明前进的道路，再到 “痛并快乐”地不断往返新闻史，他在收集、购买旧报纸中找到乐趣，从新闻历史人物中来感知新闻与社会、新闻与时代，在不断的聚沙成塔中找到新闻史带来的乐趣。

　　这位生于1926年的老人，从他1948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新闻史研究论文至今，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文集等17部，发表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206篇，写了书序与书评112篇，有未刊稿31篇。正是因为有了他打的蔚为大观的 “初稿”，有了他几十年焚膏继晷的付出和努力，中国新闻史才能够有今天比较完整的呈现。

　　挖深井与竭泽而渔。无论是对新闻史通史的研究还是对个案、个例的研究，方汉奇都把能够找、应该找的资料一网打尽，基本是“竭泽而渔”，在研习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挖深井，如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刊史》、关于对邵飘萍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取得的成绩。

　　在方汉奇看来，“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对新闻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仔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 ‘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方汉奇曾经研究太平天国的问题，他把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资料统统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花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3000字左右。事实证明，关于太平天国的这方面研究，无论怎么研究与撰写，都很难超越那3000字，因为他做到了“竭泽而渔”。

　　重视实证研究。在方汉奇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实证研究的案例不胜枚举：1992年5月，方汉奇访友路过美国旧金山，专程造访著名记者黄远生的遇难之地，将实地考察与新闻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后写出了校正黄远生人生重要史实的文章。1988年访日期间，他除了参加会议、讲学和参观访问之外，在横滨看了梁启超办报活动的旧址。访完横滨，方汉奇又抽空 “开始了在东京寻访中国人办报遗址的活动”，包括《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洞庭波》、《粤西》、《晋乘》、《云南》和《民报》等多家近代著名报刊的旧址。通过现场勘察，方汉奇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人办的报刊选择在东京的神田地区出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第一，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往来和活动较多；第二，这一地区的书刊印刷出版业比较集中。注重口述历史。方汉奇曾经说过：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既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新闻史的记录不是特别完整，而一些与此直接相关的人除了不会写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而没有把事实留存的打算，而且这样的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少的。为此，他以“抢救”的意识和行动，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掌握了许多“一手材料”，不仅使史的内容更翔实、更宽泛，而且也多了认识的视角和对待问题的看法。在尝试口述历史方面，他曾经四次访谈罗章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 “一些早期参加革命报刊工作的老同志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年事已高，要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把那些蕴藏在他们记忆中的宝贵资料挖掘抢救出来”。

　　多做个案研究。早在1981年12月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方汉奇就强调要 “加强对重点报纸的个案研究”，为此他组织开展了对《申报》、《新闻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字林西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热血日报》等各种类型的报纸进行个案研究。1992年6月在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时，方汉奇“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对历史上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如重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进行个案研究”。1999年，方汉奇在提交的“五十年来的香港、中国与亚洲”学术研讨会论文《新中国五十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一文中继续倡导：“加强深入的个案研究，包括个别报刊、个别新闻史人物和个别专史的研究。”2006年，方汉奇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中继续强调：“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2010年，方汉奇在给《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 1978—2008》一书作序时，也再次提出并强调了“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成就了他的全与大，也为更多的新闻史研究者指明了一条道路。

　　敢于否定前期成果。方汉奇后期的部分作品有对前期的否定，因此就有了“后方汉奇否定前方汉奇”的说法。如在邵飘萍的问题上，反复出现多次争议，但方汉奇最后还是用正确纠正了错误，以一种“敢于认输”的态度，纠正了自己之前的观点。他说，发现错误并及时纠正比文过饰非好。对学术、对学者、对生活，他都是这个态度。宽容别人的错误、不姑息自己的错误，则是他对待“认输”的另外一个态度。对待学术问题，方汉奇同意梁启超的看法：“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