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高夫的作品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中世纪离我们现在的世界似乎既很近又很远。站在年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5—18世纪）的概念来囊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

　　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大概是作品的中文译介最多的西方当代史家之一。根据我的统计，他的专著和编著中译至今已有12本之多。这种“勒高夫热”自然部分得益于其身为“年鉴学派”当代领军人物与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新史学”运动领袖的赫赫声名。但同样重要的是，勒高夫从来都乐于保持一种平易近人的学术写作姿态，这使中世纪研究之外的学者乃至非史学专业的普通读者都有兴趣阅读他的作品，而且不难从中获益。新近翻译出版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分期》）让中国读者再次得以领略勒高夫轻快的文风，以及他在学术生涯的最后时光里依旧充沛的学术活力。这本小书的法语原版（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 Paris: ditions du Seuil）出版于2014年1月，当时的勒高夫已是90岁高龄。3个月后，这位20世纪史学大家与世长辞。《分期》一书是勒高夫为我们留下的最后的史学思考。

　　囊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长中世纪”

　　这部散论（essai）的主题是西方历史中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在勒高夫看来，这两个在传统叙事中泾渭分明的时代，更应该在同一个西方历史的大时段中加以理解，他称之为“长中世纪”（long moyen age）。勒高夫选择从“历史分期”这个大问题入手思考。中国读者对历史分期问题不会感到陌生。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史学走向形成的过程中，古史分期问题一度扮演了核心角色。共和国“十七年”史学的“五朵金花”中，分期问题居首，而且与另外两朵金花（“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密切关联。比照中西分期问题可以发现，聚讼最多的都是对上古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时段的性质与边界的理解：对中国史来说，是所谓的“封建时代”；对西洋史来说，则是“中世纪”。这不是偶然的。正如勒高夫所言：“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后者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让位于光明。”（《分期》，第34页）与常常被理想化的古典时代不同，中世纪构成了与“现代”相反相成的历史阴影与历史“他者”。勒高夫在《分期》中多次暗示我们，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开端与把中世纪视为现代的对立，是伴随着现代西方的诞生而出现的同一种历史叙事的两面。《分期》一书本质上是勒高夫对这种经典历史阐释法的学术史批判。在对于这种西方历史的传统分期的形成史与修正史的辨析中，勒高夫阐发了他对“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研究”（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这也是著名的《年鉴》期刊1994年更名之后的副标题）的性质与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历史进程的个人见解。

　　《分期》正文部分共分八章。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概述了三种在前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历史分期方式。它们均具有十分强烈的基督教色彩。首先是以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四兽异象为原型的统治帝国更替模式。第二种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九卷为代表的、围绕着圣经历史建构并比照人生阶段的人类历史六时期模式。第三种分期模式以人类的救赎历史为主线，勒高夫以13世纪圣徒传集《黄金传说》为其代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的该作品中译本的译名为《金色传奇》）。在其中，亚当以来的人类历史被分割为“迷途”、“更新”、“和解”与“朝圣”四段。第二章梳理现代历史分期模式的发生史。彼得拉克在14世纪最先使用了区别于古代和当下的“中间时代”一词。德国新教史学家塞拉里乌斯在17世纪第一次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写作通史，以“中世纪”为主题的一卷以君士坦丁皇帝始，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终。直到18世纪末，“中世纪”都是一个与黑暗和蒙昧相关的负面概念。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与中世纪文献学的兴起开始为“中世纪”洗刷污名。第三章从教学和学科建制的角度继续讨论现代史学。通过罗列欧洲各国大学中史学讲席的设置时间等方式，勒高夫勾勒了历史如何在16—19世纪期间逐步演化为自主的教育和研究对象。

　　第四、五章的主题是文艺复兴的学术史。勒高夫先是探讨了两位19世纪的史学家对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的“发明”。一位是勒高夫所钟爱的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可进一步参考勒高夫的论文《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收录于《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另一位是德语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米什莱在1840—1841年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开创性地

　　使用“重生”的概念命名14—16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各个城邦与公国的文化勃兴。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对世界的发现”与人文主义的兴起等经典命题。第五章主要评述了四位20世纪的文艺复兴阐释者：保罗·克利斯特勒、欧金尼奥·加林、欧文·潘诺夫斯基与让·德吕莫。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推进和深化了米什莱与布克哈特奠定的历史叙事。以返回古代（克利斯特勒特别强调这个“古代”包括基督教教父传统）和“重生”意识（潘诺夫斯基的学术主题）为特征的文艺复兴，完成了与中世纪的决裂（被加林阐释为对中世纪日益僵化的思想体系的摧毁），开启了西方的现代进程（德吕莫把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也视为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在第六章，勒高夫对“文艺复兴现代开端说”的另一面，即“中世纪黑暗说”，进行了全面驳斥。传统叙事认定为文艺复兴开创的正面价值，如对古典学问的复兴、革新与当代意识的出现，人本与理性精神、审美与艺术的发展，中世纪都不缺少。而中世纪被人诟病的阴暗面，如宗教战争与对巫术的迫害，在15世纪之后依旧延续、甚至加剧。

　　第七章是《分期》全书的核心。勒高夫最终“图穷匕见”，正式提出了“长中世纪”的说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在16世纪，甚至直到18世纪中叶之前，都不曾有过能证明将中世纪与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即文艺复兴相分离的根本改变。”（《分期》，第93页）勒高夫所枚举的各项例证可大致概括如下。新大陆在15世纪末被欧洲“发现”，但直到18世纪，美洲才在西方世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经济与政治实体。欧洲的远洋航海技术在12—13世纪就已经有所发展，但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才实现大突破。在盛期中世纪时奠定的欧洲农业经济格局直到17世纪之后才逐渐因为商业资本的介入而发生重大改变。欧洲的社会生活，包括收成与饥荒、饮食、金属工具、服装时尚与仪礼规范，在11—18世纪期间都呈现出强烈的延续性。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与17世纪的英荷共和革命并没有彻底颠覆传统欧洲的君主继承制与以王朝关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对中世纪“封建”经济的真正胜利发生在18世纪后期。直到启蒙运动，基督教对欧洲思想界的绝对宰制才真正终结。总而言之，在勒高夫看来，欧洲历史的现代转折并非文艺复兴，而是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诸多变革：瓦特与蒸汽机、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斯密与《国富论》、美国与法国的大西洋革命。不过，勒高夫也公正地概述了佛朗哥·卡蒂尼等学者持有的“1492年变革说”，后者把15、16世纪之交视为欧洲史上承上启下的决定性时代。

　　在作为全书结语的第八章，勒高夫回到了历史分期问题，并对于历史科学本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站在年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5—18世纪）的概念来囊括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历史分期或许无法有效地把握全球格局的历史变迁，但对于有限的文明区域（如欧洲），它依旧是可能、必要而且有益的史学工作。

　　总体而言，《分期》是一本阅读体验非常好的书。勒高夫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历史叙述、学术史与个人观点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大师小书”的典范。不过，从专业读者的角度来看，《分期》的有些部分，特别是反对“黑暗中世纪说”的第六章，近乎教科书式的事实罗列略显乏味。但这种普及读物的写法应该是勒高夫刻意为之。从1959年进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到1969年担任《年鉴》期刊（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主编、1972年接替费尔南·布罗代尔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勒高夫40岁出头就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而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向大众文化推介中世纪同样是勒高夫终身倾力的志业。1968年，勒高夫在极度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选择接手了流行广播节目“周一说历史”（Les lundis de l’histoire）的主持工作，向大众普及史学界的最新进展。节目反响颇佳。他也是通俗历史读物与通史写作的高手，已有的中译作品包括《中世纪文明》（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给我的孩子讲欧洲》（王佳玘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与《给我的孩子讲中世纪》（林泉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勒高夫属于法语中称之为historien engagé的那种热衷于在学术专业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关联的历史学家。在1983年，他受法国政府之邀，利用自己对时间体验的学术敏感（中世纪不同人群的时间感受是勒高夫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参与了巴黎大众交通系统的设计工作。21世纪初，配合扩张中的“欧盟”的文化认同建设，勒高夫为由他自己主编的书系“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撰写了以“作为现实与表征的欧洲形成于中世纪”为主题的通俗读物，同时以五种欧洲语言出版。英文书名为《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法文书名则和《分期》一样是一个问句《欧洲诞生于中世纪吗？》（L’Europe est-elle née au Moyen Age?）。这本书得到了一些欧洲政要的公开称赞。一位评论家称，这部书让勒高夫成为了“欧盟”的“宫廷史家”。

　　不过，大概出于对文意的直白晓畅的追求，勒高夫在《分期》中的一些局部论断似有可商榷之处。以第一章为例。勒高夫认为奥古斯丁的人类历史六阶段分期模式是一种悲观的世界衰落理论，“直到18世纪都在阻碍着进步理念的诞生”（《分期》，第5—6页）。但正如20世纪的奥裔学者盖尔哈特·拉德纳关于早期基督教中的改革理念的经典研究所指出的（Gerhart Ladner, The Idea of Reform: Its Impact on Christian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Age of the Fath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奥古斯丁的历史六阶段论其实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意识：人类的历史命运并非重返伊甸园中的纯真幼年，而是在革新中进步（reformatio ad melius）。再如，勒高夫暗示，以人类救赎为线索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是13世纪的创新。但这种史观和分期方式显然可以上溯到新约中的保罗神学，即认为人类先后经历了“前律法”（ante legem）、“律法”（sub lege）与“神恩”（sub gratia）三个历史阶段。不过，《分期》中类似的可商榷之处并不影响全书的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