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官网刊登了该所国际安全研究副主任汉娜·布莱斯（Hannah Bryce）的文章。文章称，最近国际军备控制领域的研究显示，目前国际军控形势不容乐观，现有的军控条约遭到侵蚀，许多平民的生命正受到危险武器的威胁。她提出，国际军备控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远不够完善。

　　军备控制历程充满坎坷

　　战争史领域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最早的军控条约是1675年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签订的《斯特拉斯堡协定》。该协定禁止双方使用毒药子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约。工业革命的到来让战争越来越具有工业化属性，同时加速了武器的发展，大大增强了武器的破坏力。1899年，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20多个国家签署了《海牙公约》，确立了现代战争和武器使用的规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部分西方大国开始谋求限制武器生产和减少武器使用，并于1922年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1930年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这些条约旨在限定各国海军主力作战舰艇的总体规模和具体规格。在192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各方签订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协定》更是主张“放弃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显然，这些国际公约或协定中的绝大多数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历史证明，在国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军控协议的执行确实比较困难，大多数协议能否保持有效性往往依赖于协议各方的主观意愿。

　　二战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和国际治理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核不扩散条约》《中程核导弹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军控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一系列军备控制领域的条约和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危险武器的试验、生产、扩散和使用，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增强相关条约执行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国政策研究项目原主任、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D.斯坦因布鲁纳（John D. Steinbruner）认为，军备控制是为了打破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物，旨在推动参与国之间形成多边安全，达成总体上的稳定。除了谋求安全与稳定以外，军备控制还能减少参与国的防务成本、减少因战争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国际治理体系较二战前更为完备的情况下，加强军备控制就显得极为重要。

　　今年是《渥太华禁止地雷公约》颁布20周年，该公约得到了多国支持，从各国军火库中移除并销毁了约4700万颗地雷。这是国际军控领域的一个成功案例，布莱斯认为，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该公约，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公约强有力的禁令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压力。

　　虽然《渥太华禁止地雷公约》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其他类似的国际军控条约正在或者已经面临侵蚀，平民的生命安全正持续受到严重威胁。最近，英国承认在也门冲突中使用了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集束弹药。尽管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集束弹药公约》，明确禁止一切使用集束弹药的行为。但由于《集束弹药公约》覆盖面还不够广泛，尚无力完全禁止集束弹药的出现。集束弹药的广域效应意味着其能覆盖大片区域，且无差别地杀伤区域内人员，这对于平民来说是重大威胁。如果集束弹药的使用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国际人道主义法》就无法得到遵守，战争区域平民的生命安全就无法得到基本的保障。

　　与历史上的相关条约和协议对比来看，最近国际军控条约确实在条款上更加严格，但对于违约的验证是条约执行的一个障碍。验证缔约国是否违约需要缔约国提供相关信息，或需要缔约国之间互相检查。这给军控条约的遵守和执行带来了难度。面对这种情况，布莱斯认为，应当通过额外的补充措施改进和加强《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增强其执行力并保护平民，比如最近奥地利、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莫桑比克等国发起了寻求减少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一系列活动。不过，类似活动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布莱斯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可能完善国际军控体系，以此来保护战乱地区平民的安全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