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国工人党缺失的现状曾引发学界对美国政治“例外”的探讨，也有学者将工人党的缺失看作是解释美国高贫困率和不平等的关键。艾德林认为，虽然加拿大与美国在社会经济模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其政治文化和选举系统却对工党更为友好。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却最终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学者认为，在其他发达国家，桑德斯很可能是标准的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美国“工人党”为何会缺失？针对这一问题引发的讨论，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巴瑞·艾德林（Barry Eidlin）。她在《美国社会学研究》发文表示，通过对比美国和加拿大“工人党”的不同发展状态，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不同政策导致了两国工人党的不同发展方向。

　　大萧条时期成为美国工人党消失节点

　　美国工人党缺失的现状曾引发学界对美国政治“例外”的探讨，也有学者将工人党的缺失看作是解释美国高贫困率和不平等的关键。艾德林认为，虽然加拿大与美国在社会经济模型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其政治文化和选举系统却对工党更为友好。

　　她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不同，在历史上有着明显的时间分界。一战以前，独立左翼第三方党派（Independent Left Third Parties, ILTPs）在美国获得的支持率高于加拿大；从一战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拿大对这一党派的支持率并不稳定，美国则保持稳定。但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工党瓦解，加拿大工党却得以继续发展。美国的工人和农民加入民主党，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形式的政治代表；而加拿大的工农联盟形成的“平民合作联盟”（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则是一种阶级形式的政治代表。

　　艾德林认为，这一结果显示出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美国政治的基石，其本身更是政治进程的产物。

　　安抚和排斥的后果不同

　　通过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艾德林深入地进行了大量原始档案和第二手资料的分析。她发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执政党对工人和农民的抗议有着不同的回应。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对工人和农民阶层采取怀柔态度，通过制定和实施“新政”成功地吸收部分抗议分子加入民主党，同时分化和排斥了剩下的抗议者，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曾经是统一战线的工人党瓦解了。而在加拿大，执政党使用镇压和直接忽略相结合的办法，其后果是促成了“平民合作联盟”（今天新民主党的先驱）的发展，使他们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方党派。

　　艾德林的研究揭示，政治党派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反映不同选民的意愿，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和限制政治同盟的发展。在美国，民主党人对工人和农民的抗议是采取更为安抚性的回应，结果从长期来看限制了激进的政治势力；加拿大的自由和保守力量试图镇压反抗的工人和农民联盟，结果却适得其反，为后者取得相对更多的政治版图铺就了道路。

　　知识分子扮演重要角色

　　艾德林的研究发现，在大萧条的混乱中，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知识分子在塑造政党路径方面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美国的那一批学者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重用，致力于提出对抗经济萧条的改革措施，成为了实现“新政”的智囊团。但当时加拿大的执政党却没有给知识分子足够的参政空间，一大批来自麦基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学者组成了“社会重建联盟”（the League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为后来的“平民合作联盟”提供了智力基础。

　　因此，艾德林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他们与政党的关系非常重要，并且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今，当初那些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美国最强大的“智库”，把为政府建言献策变成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在加拿大，自由派和保守派则依靠各自党内的追随者以及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关系和教育传统的高级政府官僚，后者的权力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服务改革而削弱，其作用逐渐被智库所取代。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工人运动保留了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资源，与第三方独立党派紧密联系起来。虽然美国工会也有这样的资源，但影响力有限。

　　（本报华盛顿6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