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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利益、关系网络与三线工厂搬迁
2014年04月17日 22:57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 作者:胡悦晗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部地区两个工厂为例,考察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工厂迁入城市的问题。研究发现,地缘、利益与关系网络是决定工厂搬迁的三个关键因素。国家政策使工厂向属地城市搬迁成为首选。职工群体的籍贯地对工厂搬迁选址具有潜在影响。工厂与地方政府均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准则选择行动策略。对工厂而言,地方政府的政策优惠力度是工厂决定是否迁入的关键性因素。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否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财税来源是其接纳或排斥工厂迁入的决策依据。当面临区域竞争与选择空间等不确定因素时,工厂与地方政府均通过“进京活动”的方式,动用私人关系网络影响上级领导决策,使搬迁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强化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三线工厂搬迁过程中的作用,弱化了市场机制的深层次推进。

关键词:地缘;利益;关系网络;工厂;地方政府;三线建设

作者简介:

  提要:本文以中部地区两个工厂为例,考察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工厂迁入城市的问题。研究发现,地缘、利益与关系网络是决定工厂搬迁的三个关键因素。国家政策使工厂向属地城市搬迁成为首选。职工群体的籍贯地对工厂搬迁选址具有潜在影响。工厂与地方政府均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准则选择行动策略。对工厂而言,地方政府的政策优惠力度是工厂决定是否迁入的关键性因素。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否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财税来源是其接纳或排斥工厂迁入的决策依据。当面临区域竞争与选择空间等不确定因素时,工厂与地方政府均通过“进京活动”的方式,动用私人关系网络影响上级领导决策,使搬迁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强化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三线工厂搬迁过程中的作用,弱化了市场机制的深层次推进。

  关键词:地缘 利益 关系网络 工厂 地方政府 三线建设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问题缘起

  (一)“搬迁风”与转型时期的国家、企业与地方政府

  三线建设对当代中国工业经济格局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从1964-1980年,中国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史云、李丹慧,2008:273)。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步入调整改造阶段,意味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宣告结束。近年来,随着地方档案资料的初步披露以及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三线建设研究从早期侧重于宏观层面考察国家决策的利弊过渡到从中观层面探讨三线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发展至运用社会动员、身份认同等社会理论对区域内的三线工厂做微观分析。然而,已有研究尚存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由于一手档案资料尚未全面使用,使得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宏观与中观的概括归纳层面,鲜有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其次,已有研究多依照现行行政区划界定研究区域,忽略了三线生产布局过于分散,但地区布局相对集中这一特点,使得鄂西、豫西、湘西等一批三线工厂密集的区域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最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线建设初期及90年代国企改制两个时段,对80年代三线建设后期工厂的下放、搬迁问题缺乏足够关注。[ 已有三线建设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陈东林,2003;何郝炬,2003;李曙新,1999;李彩华,2002;施文,2009;耿曙,2001 ;Naughton,1991。 ]

  1979年,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不再向三线地区大规模投资。1984年初,国务院三线办公室确定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基本方针,并对现有三线工厂进行调查排队。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决定把三线工厂的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吴传均,1987:17)。然而,工厂搬迁并非顺理成章的照章办事。在80年代国家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宏观背景下,三线工厂必须重新调整与国家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三者之间权责边界、角色位置重新调整的过程,造成从决策到执行的搬迁过程中存在诸多“灰色地带”与操作空间。

  已有研究中,海内外学者均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改变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地方政府强化了干预企业的能力,地方官员的治理开始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成为政府行动的主要动机和目标(戴慕珍,1997;魏昂德,1996)。地方政府运行的重要机制演变为非正式规则主导下的“个人运作”并开始形成公司化的激励机制、碎片化权力结构以及运动化行为模式(赵树凯,2012)。上述研究较少将地方政府纳入与国家、企业之间的互动中加以考察。转型时期三者之间的权责边界、利益联结关系均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为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提供了平台。在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这些横向关系是朝着合作还是冲突的方向发挥作用,仍然有待观察,它们使中国地方政治的“空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郑在浩,2009:16)。因此,在微观层面对三线建设后期工厂搬迁过程作个案分析,考察影响工厂搬迁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在搬迁过程中的权重变化,是本研究的关注所在。考察该问题,既有利于推进三线建设研究,也有利于深入理解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不同地域和层面的空间内相互博弈的变化过程。

  (二)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鄂西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Y市是全国三线军工企业重点布点的三个城市之一。J厂与H厂均隶属国家S部管辖。三线建设初期,J厂由陕西Q县国营X厂负责包建,在Y市下属的N县选址建厂。1972年J厂建成投产。验收时的职工人数为1462人,生产能力为95.5万小时。[ 《国营J厂建设和发展史》,Y市档案馆馆藏,232-2-126。]80年代初期,J厂已经颇具规模,成为一个拥有职工1700人,年生产能力120万小时,工艺齐全、技术能力突出的专用设备制造厂。[ 《国营J厂关于工厂搬迁的请示报告》,Y市档案馆馆藏,232-3-57。]H厂由南京D厂负责包建,于1969年在Y市N县选址建厂,至1973年11月建成投产。工厂现有职工1864人,技术专业人员有324人,大约有80%以上的职工从江苏迁来。[ 《关于H厂和J厂两厂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Y市档案馆馆藏,232-3-57。]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两厂下放至属地管理,并拟从N县搬迁至Y市。然而搬迁过程中不但遇到诸多阻力,更由于鄂东的G市政府介入,导致湖北省内两个地级市政府之间产生龃龉,加剧了迁厂事件的复杂局面,引发了工厂内部关于迁建选址的意见分歧与矛盾冲突。该事件最终以中央领导对两厂的迁厂问题作出批示的方式得到彻底解决。Y市档案馆馆藏J厂独立卷宗,保存了该厂与H厂迁厂时期的主体档案资料。笔者于2011至2013年间多次至Y市档案馆与J厂调研,先后采访J厂退休干部、职工30余人,搜集了一定的口述史料并获得前工厂领导在任时期的私人工作笔记与信函等材料,为再现两厂搬迁过程提供了基本资料。[ 必须提及的是,由于H厂搬迁至湖北G市,笔者无法获得G市档案馆馆藏H厂档案资料。文中所有关于H厂的信息来自Y市档案馆馆藏J厂档案资料、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及少数曾在H厂工作过的J厂干部、职工的口述,从而导致两厂资料不对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文对两个个案的论述平衡。然而,两厂在三线建设时期同处一地,同属S部所辖,搬迁过程极为相似,故本文论述过程中以J厂为主,兼带对H厂的比较和分析。此外,J厂于2005年宣告破产,工厂职工家属区转为城市社区。大量J厂职工与家属常年在外务工或移居他处,为本项研究的访谈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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