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爆炸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注意力分配一直被作为社会学的附属议题看待，且国内社会学界尚未对此进行系统评述。本文认为，注意力分配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个人技巧或者计划安排），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基于这一研究立场，本文首先梳理了社会学领域的相关文献，澄清其历史脉络、研究贡献和不足；而后进行跨学科比较和综合，总结注意力分配研究的主要分支领域，关注这些领域之间的关联、延伸和交融；最后，归纳和提炼注意力研究的分析概念、因果机制和解释框架。本文有助于在主要是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注意力分配问题中引入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分析，致力于推进组织决策、权威和激励等主题的研究及其深化。

　　关键词：注意力分配 时间社会学 跨学科视角 因果机制

　　一、注意力分配：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题

　　注意力分配（attention allocation）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在此情形下，人们可能面临复杂的任务环境，而多任务环境反过来又进一步争夺着人们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注意力的稀缺让人们更加重视时间管理。然而，繁忙或闲暇并不是社会学研究注意力分配的动力所在，学界更关心背后的环境影响因素，包括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注意力分配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个人技巧或计划安排），而是一个组织、制度甚至是社会问题。受制于环境影响，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讲，注意力分配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一般意义的时间管理范式，去挖掘真实世界更深层次的环境约束及其条件。

　　需要交待的是，本文为什么运用“注意力分配”概念而不是“时间”、“时间管理”或者“时间社会学”等概念？原因有三：第一，“时间”同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天文时间、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等，而“注意力分配”更多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只关注社会时间。因此，相比“时间”等概念，注意力分配研究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区分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第二，“时间”等概念较为宏观，而“注意力分配”较为中层甚至微观，它更加具体地展现了人们的时间支配过程，有助于资料收集和概念操作，更容易形成中层意义的理论解释。第三，时间支配最终都要通过行动主体的注意力分配这一载体展现。对载体的研究可以反映人们的时间使用过程。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运用“注意力分配”这一中层概念，它一方面有助于透视人们的微观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能够折射宏观的环境影响过程。

　　相比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Simon，1947；Downs，1972；Kahneman，1973），注意力分配一直是社会学的附属议题（Lewis & Weigert，1981）。事实上，注意力分配的研究不应该忽视社会学视角，尤其是从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角度来关注人们的注意力分配。近年来，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支持社会学视角。这些研究表明，如果离开环境因素去分析人们的注意力分配，将面临严重的解释缺陷或困境（Perlow，1999； Shah et al.，2012；Mani et al.，2013；Mullainathan & Shafir，2013；Coviello et al.，2014）。令人遗憾的是，当其他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注意力分配的社会学视角时，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却屈指可数（郑作彧，2010，2013；王宁，2013；何健，2015），尤其是与之高度关联的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往往难以寻觅到相关的研究工作（周雪光，2003）。

　　二、注意力分配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的注意力分配研究主要集中于时间社会学领域。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社会学关注注意力分配背后的环境因素。本文根据研究层次将时间社会学研究分为三类：从天文时间到社会时间的宏观研究，社会时间到组织时间的中观研究以及从组织时间到个体时间的微观研究。

　　（一）宏观：从天文时间到社会时间

　　索罗金和默顿最早研究时间社会学议题，他们从理论和方法上与天文时间展开对话，强调社会时间对于解释人类行为规律和周期现象的意义（Sorokin & Merton，1937）。天文（日历）时间通常被假定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时间量度标准。但是这种角度难以解释为什么相同日历时间长度人们有些不同的理解？为什么不同日历时间长度人们却认为相同。人们提出的一个质疑是：天文时间或日历时间的概念基础是否充分？索罗金和默顿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即人们的时间使用受到社会过程的影响，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时间。时间社会学研究也涉及帕森斯、怀特海、米德、埃利亚斯、吉登斯、哈维和卢曼等人的理论研究。但是，本文更强调经验研究或者实证研究，且受到篇幅限制，不再梳理上述理论家的相关研究。对理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何健的文章《帕森斯社会时间的理论维度》（2015）和哈萨德所编的时间社会学书籍（Hassard,1999）。社会时间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作为参照点，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真实世界的天文时间更多是一种社会时间，它包含着许多社会过程和意义的联想或想象。涂尔干指出，社会时间常常伴随着集体生活的烙印，承载着不同的习俗传统：“日历表达集体活动的节奏，功能在于确保集体活动的规律性”（Durkheim，1947：69）。

　　与涂尔干强调社会时间的稳定性不同，索罗金和默顿认为社会时间并不规律。由于社会群体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的显著事件衡量社会时间，导致社会时间并不像天文时间那样连续和稳定，常常被某些重要的社会仪式比如宗教仪式、典礼、军队远征和部落会议等打断。所有这些都挤占人们有限的时间，要求在一个固定时间进行复杂合作。更进一步来看，随着现代社会流动的变化，原本小群体的共有时间体系可能被打破，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要求更大程度的协调，以保证行动的同步。换言之，随着群体间互动的扩展，一种范围扩大的时间体系正在取代或者扩大原有地方性的时间体系。

　　总之，社会时间不同于天文时间。某些社会过程根据天文学测量方法缺乏周期性，但是从社会时间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相对稳定的周期规律（包括打断规律）。故社会时间可以看作是一种方法类型，它有助于发现、解释和预测社会周期及其规律（Sorokin & Merton，1937）。

　　如果说上述研究聚焦于一个变量的讨论（到底是天文时间还是社会时间），那么科塞等人的研究就更集中讨论了两个变量的关系，即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群体的时间观（Coser & Coser，1963）。科塞认为，社会时间影响群体时间观的重要机制在于社会结构。每个群体都生活在某一个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不断强化共有记忆和价值取向。进而言之，不同群体的社会结构差异很大，一些社会结构关注过去，而另外一些则强调当下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体化的时间并不存在，尤其是现代社会结构不断趋向分化和异质，一些群体追求的重要目标可能在其他群体看来微不足道。因此，需要考虑不同群体时间观背后的社会结构差异。

　　上述研究关注时间观背后的结构因素。但是在汤普森看来，这种结构是一种静态结构，忽略了社会变迁下结构的动态演变。基于此，他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社会转型对人们工作时间和劳动纪律的影响（Thompson，1967）。其核心观点是，前工业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其中，权力体系、产权关系和宗教制度等机制，将工作时间的观念内化到人们的观念之中。汤普森采用历史分析方法，运用大量的二手资料，比如流行歌曲、诗歌、日记、请愿书、信件、禁酒的小册子、工厂的手册读本、工作时间记录卡、学校校规、基督教礼拜规则等。这些资料折射出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三个重要变化：第一，城镇教区和其他公共空间开始普遍设置时钟。第二，从任务导向转变为计时劳动的时间观念变化。劳动者意识到雇主时间和自己时间的区别，时间变得重要，甚至等同于金钱。第三，工作时间越来越同步化。个人或家庭随意支配的时间，逐渐演变成高度标准化的上下班时间。这三个变化通过权力和宗教机制进行强化。资本家获取政治权力后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另外，新教伦理通过宣传把工作纪律内在化，使劳工自愿接受（Thompson，1967）。

　　有趣的是，社会转型形成了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一方面，社会转型通过权力和宗教机制，让人们自愿接受劳动习惯和时间纪律；另一方面，社会变迁也逐渐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引发劳工阶层争取自身权利的集体行动。最后汤普森指出，国民经济增长只是经济成长的表象，如果没有伴随着社会意识的进步就没有经济成长（Thompson，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