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看似脉络清晰的社会，却在我们的思维中得不到它应有的样貌，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面对这样的特征，我们努力寻找所谓“西方的先进经验”，努力创造适用于本土的灵丹妙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等待，焦躁的旁观者们在等待，就连高瞻远瞩的船长们也在等待；等待，是我们共同的应对策略。但是，总有一些年轻的勇士，喜欢打破沉寂夜晚的等待，用那凌厉的灯光探寻一条希望的道路。虽然灯光被淹没在黑暗之中，虽然脚步声被淹没在嘈杂之中，然而他们总是在无路之处看到前进的足迹。《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一书可称为“探路之杖”。

　　劳动关系事关国计民生

　　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劳动关系的构建。劳动关系，不仅涉及社会整体的运行，更直接影响经济的状况。前者具体表现为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是一个传统的公平问题，后者表现为劳动力结构问题，与效率紧密相关。

　　首先，围绕工人与企业关系，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权益问题、国企改革涉及的职工问题、跨国企业中的本土工人问题、农民工城镇化问题，甚至也包括与该种关系紧密关联的相关权益问题等等。在其中，国家、企业和工人个体都是直接关联者，而这种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却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人。国家在努力，企业在努力，个人在努力，但是因为缺少共同且有效的共识，三者的努力并未及时转化为秩序与生产力，而是产生了令人焦虑的争吵和喧闹。在喧闹中成长中的个体，在经历中学会了社会对他/她的刻薄，于是他们也就习惯了以更加苛刻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这加剧了争吵，也加剧了个体对痛苦的体会。

　　其次，围绕劳动力结构问题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策略、产业转型、经济升级等诸多问题。劳动力结构的形成与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紧密相关，当然也受到经济制度与经济状况的影响，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状况也受到劳动力结构的反作用。劳动力结构制约着人力资本的分布，影响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具体经济措施的实施。三大产业中劳动类型的结构影响着劳动力的分布，继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可实施性。

　　师徒制引发理想劳动关系

　　历史车轮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清晰可见，个体的生活无形之中受到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的生活在诸多方面都是与前人共享相似的形式，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逃出那形式的牢笼。作者选择梳理师徒制的脉络，其意便在探寻一种历史的延展特征。唯有知晓前路的质料和构造，才能清楚解析当下道路的构成。

　　师徒制，作为技术形成的重要途径，承载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制度建构和个体行动结果。作者的贡献在于专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师徒制，而非将此范围扩展至整个中国师徒制的历史研究。这一方面有利于作者的理论目标达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读者跟随作者的思路进入学术之地。

　　作者以师徒制作为理论论证的切入点，同时对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性市场经济三类企业治理机制下的竞争形式、劳动力管理制度和技能形成可行方式进行了对比，对比的结果显示协调性市场经济特征呈现为有组织的竞争、反利润原则和内部或外部培训。也就是说，协调性市场经济是值得借鉴的市场运行方式，其中的技能形成方式，主要是学徒制也是我们值得参考的。但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尚未有明确的转型模式可供借鉴，因此，即便看似运行良好的协调性市场经济，也仅仅是可从其制度与模式建设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而非全盘学习。因此，作者虽整书论述师徒制并感慨它的衰落和式微，但并不希望借助制度的力量复燃这种模式，而是在呼唤一种适合中国的新型的劳动关系，而这种模式并不确定。虽然如此，作者也给出了塑造这种模式的基本原则：通过社会建构形成以劳动安全为核心的劳动关系。

　　社会建构是社会治理重要实现形式

　　借助师徒制度的历史变迁，作者证明了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国家力量垄断权力的结果，而是国家、中间组织和个体多方面多种力量共同的结果。与强调社会治理应该由多方主体参与相比，作者实现了应然与实然的巧妙结合。通过对制度变迁历史的有效解读，将应然纳入实然的范畴，实现应然与使然的有机结合。

　　与其强调应然的存在，不如在实然解读中注入应然的色素。这种方法，在社会学经典大家思想体系中多有体现，如在孔德、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中都是如此。虽然诸位学者都强调实证研究，强调实然地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但是无论谁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了应然的目的追求。孔德将实证精神作为一种主观认定的“好的”事物积极向民众推广，而且强调国民教育中践行实证精神的重要性；马克思将理想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善强行融入到唯物主义的阶级研究中，并呼吁人们为了终极梦想去努力；韦伯更是直接强调理性的多样性，对宗教的实质理性赞赏有嘉，并将这种价值取向化入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而涂尔干更是将自然法则中理想成分融入到研究中来，如对摩莱尔自然法中的自然对分工的安排应用到对有机团结的理论中。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的升华，是对社会运行方式的重大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并非独自主导。与其呼吁和强调应然状态的重要性，不如直接将应然的状态描述为实然。制度改革以及新制度的创制，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而实在无需争辩的事实，既然这样，又何必为否定之前管理模式而推崇新的模式。社会建构制度的行为一直在进行着，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不再是忽视非政府主体的力量的弱小，而是要增加他们的作用力度。从无到有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但是从潜在的有到强大的有只需很少的成本消耗。

　　劳动安全是互动的核心

　　影响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体间的互动，而互动的核心就是劳动安全。劳动安全是联结三者的重要纽带，是三者实现协调的重要场所。不仅避免了个体主义解释，也避免了整体主义的解释，有机整合了不同层面的主体行动问题。

　　对于作者而言，这个劳动安全既实现了社会团结，也实现了企业的良性运作，更是维护了个体劳动者的权益。以此概念明示三者，会在社会上实现有效的互谅和宽容，更会实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像宗教是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团结和运行的重要部件，在东方社会实用文化情境中，发现一种可容纳多层面主体达成谅解的核心，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作者在进行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努力中是有意识地去寻觅，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众多社会学家都赞同帕森斯对社会学目的的判断，即社会学是为了秩序而产生并存在的，但是这是对西方历史和思想潮流进行的二战背景下的应景判断，回到当下的中国，社会学应该为了一种适应本土的可被众个体所理解和接受的世俗目的，即实现“劳动安全”。作者将劳动安全定义为生产劳动过程中，职工与管理者或资本拥有者双方关系的一种稳定状态，是一种动态均衡。

　　这是一次颇有勇气的尝试，也许作者所进行的仅仅是理论的修补，但是这个修补的意义却超出了它的补丁价值。正是这块布丁，而不是它所要修补的物件，体现了作者的睿智。

　　待补瑕疵

　　短文易为精雕细琢，尽显作者功力；然而长书易被可求之人指摘，这也在所难免。《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一书，洋洋洒洒40万字，瑕不掩瑜。

　　此书易为惑人之处在于，将师徒制三阶段与中国制度三阶段划分相对应。虽然如此便于突出制度的社会建构本质，但易使人将此视为必然规律。于是便对任何制度进行相似理解，是一个制度建构的陷阱。事实上，师徒制转型虽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但也存在其自身逻辑，即内在于师徒关系中的元素变化。其他制度亦然，不可一而概之。另一易于惑人之处在于较少论及信息形式、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对于家庭结构等因素也较少着墨。为达理论而有所取舍，是恰当的，但需提醒沉醉于其中的读者突围出去做自己的思考。如此，才是为文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