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担心理论？

　　其他学科没有人像社会学家那样推崇古典学者。这也许归咎于社会学理论的缺乏。我们的祖先从未建造过经典、完整、跨越历史的理论大厦。他们只是试图理解社会。一些人留下了巨著，但另外一些人已化作尘埃，悄无声息。今天已几乎无人问津莫斯卡。

　　缺乏理论的学科需要指导，比如经典的问题及其答案，在百年后的今天，仍引人深思。其实，它们只是经验性的问题，通过寻找规律和解释来探讨社会。抽去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成为两个对立阶级的假设。韦伯的官僚主义理论则为经验的总结，其权力社会学实为类型论。杜尔凯姆的劳动分工论对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变革；而米歇尔的寡头政治论，试图从一个实例研究中得出一般化假设。

　　启发性的问题、假设和类型学只有建立在稳定统治的社会秩序之上时，才具有永久价值。这种秩序能推动跨越时空的权力集中，能创造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制度框架。用默顿(Merton)的话说，19世纪30年代、50年代、甚至70年代的社会学家成绩卓著，是因为他们站在前人的，尤其是巨人的肩膀上的缘故。资本主义制度仍旧沿着杜尔凯姆所预见的轨迹前进，因此，与古典学者的交流仍大有裨益。

　　新千年即将临世。虽然诞辰往往并不具有历史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不同凡响。尽管无法证明，但许多人相信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正在诞生。社会学正在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之间徘徊。已知世界为“工业社会”，未知世界正在孕育中，暂未定名。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一代代社会学家孜孜不倦所创立的古籍遗产，也许会成为一纸空文，毫无价值。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正在发展的社会？下个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学呢？

　　我不会妄下断语。社会学并非缺乏理论、岌岌可危。我们需要的是锚，是稳定、公认的“社会常数”，利用它们才能测量社会变量的重要性。我认为，前辈们的贡献不在于社会理论、类型学，也不在于他们伟大的问题，而在于他们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正如我们一样，他们的问题也是如何在事物发展早期进行预测。他们用的是双重比较法。他们通过对过去进行历时的、跨领域的比较，来认识新事物。当他们做出重大发现，他们便成为经典。新千年呼唤深刻的思想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学的新发现，但是很遗憾，我承认本文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重大的问题

　　没有自由选择就无所谓经济学。但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却信奉垄断。他们购物常只买一个品牌。社会学家却相反，喜欢多种多样，是完美的主权消费者。

　　这种自由产生能量和创造力，但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创造力也难以开花结果。那么，如何引导我们的创造力呢？主要依靠重大的问题，它促成了社会学的诞生。这个问题是民主、平等、团结的社会秩序如何与城市化、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两者之间是保持一致和追求效率的矛盾。

　　追求效率是经济学家的目标，它来自边际效应理论和均衡论。社会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趋同，并诉诸于科学。有笑话说，经济学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哲学博士，而为社会正义和团结疾呼的社会学家，则更像一个民主主义者。

　　然而，现代社会学家似乎已忘却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历史使命。社会学正在向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义学等方面发展。今天，有更多书是关于性别差异而不是权力或社会阶级，有更多的讨论是关于语言而不是如何进行经验分析。

　　因此，整个世纪以来困扰社会学的那些重大问题，已不能使今天的社会学家找到灵感。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韦伯和他所忧虑的社会已是昨日黄花。今天，大量“后××”层出不穷。我们所知道的就只能被贴上“后××”的标签。但这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决裂：现代工业社会已一去不复返。

　　利普塞特(Lipset)的“民主阶级斗争”，贝尔(Bell)的“思想形态的终结”和克斯彻摩(Kirscheimer)的“反对派之衰退”就是这样的主题。“工业主义”理论吸收了城市工业社会巨大的凝聚力。同样，“福利资本主义”和最近的“福特主义”是来自主题理论而非变量学说。主题理论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变量下面隐藏着根本的组织和连贯原则。

　　如果不是重大的问题和主题，战后的社会学不会如此引人入胜。它们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假设和检验，就像任何强劲的理论所能引起的一样。主题替代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