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一直致力于对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的设想, 这一设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其与王万俊先生的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一书中。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 中国特色社会的建构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099( 2002) 05- 0016- 06

　　郑杭生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从世界到中国的发展的探讨，展示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过程，将正在建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又一思考空间逼入了我们的意识前沿。笔者以为，郑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作了独具一格的系统分析，更耐人寻味的也许还在于贯穿或隐含于其中的学理构想和蕴意。这些构想和蕴意既牵涉到当今社会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关系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进展和未来，因而尤其值得深思。本文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感受。

　　一

　　当代世界社会学的总体发展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激烈论战，西方社会学中各种思潮和学派在学理、论点和方法上的优势以及偏颇都较充分地表现出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界的一批新秀（亚历山大、吉登斯、布迪厄、埃利亚斯等）积极策动了对传统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反思和批判，力图摆脱现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种种困境。对社会学中流行已久的当然预设（如实证主义、经验原则、二元对立方法等）的质疑，对学理源头的回溯、对元理论和元方法旨趣的回复，成为这些学者开发创新思维、构造“新社会学”体系的学术尝试。在我国，已历百年沧桑的中国社会学，经重建后20余年的推进，自省和前瞻意识日趋增强，理论与方法上原有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更加突出，从而加速了成熟化过程。国际和国内社会学领域出现的上述趋向，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总体性和一致性。可以说，郑杭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及其前景等重大问题的提出，所阐述的观点和立场，显然是其对当代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深究和回应。

　　郑杭生先生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学发展过程的一大世界事件——社会学本土化。虽然没有社会学本土化，没有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一种作为全球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非绝无可能，但至少其普遍的、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也会因此而大大削减。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学本土化和非欧美社会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学的基本面貌。然而，“无论在世界还在我国，系统地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专著还很少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6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而且，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非欧美社会学，至今在世界级的社会学史名著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这一探讨使这类“问题性”呈现出来，使得对非欧美社会学的边缘处境的思考不能再推延下去。

　　二

　　如果说社会学是发轫于现代化进程的一门新兴人文科学，那么，社会学本土化则是这一进程的全球扩展所激起的、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所以，对现代化的理解，逻辑地规定了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和框架。我们面对着两种极为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一种是欧美现代化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形成的新型现代化理论。与此相联系，也存在着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两种不同的叙述和阐释。

　　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其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变迁，现代社会从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性状和特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感，使二元对立观点具有了广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经典的现代社会理论图式和方法。这一点在孔德、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社会学大师的理论中清晰可见。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重要预设是“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德里克所言：“欧洲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中心主义，它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横扫全球……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提及欧洲中心主义，谈历史就是毫无意义的。”［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1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一预设曾经主导了现代化以来的历史叙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被认为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向边缘区域扩散和复制的过程。按照这两大预设的逻辑，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与本土社会文化传统无关的、学术“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的实际过程挑战了欧美现代化理论的两大预设。首先，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互动的产物。其次，这种世界性的互动过程形成了纷繁多样、形质各异的本土社会学，使社会学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欧洲渊源和意涵，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和学术现象。显然，以二元对立图式和欧洲中心主义为预设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合理地叙述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现象。

　　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理论逻辑上和现实上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根据郑先生的观点，新型现代化理论“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不像60年代旧的现代化理论那样，把传统和现代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传统和现代这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事实上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他还认为，传统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他对现代化过程的这种新认识，贯穿了社会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方法原则，各国现代化被理解为各具特色的发展过程，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使社会学本土化的合理叙述和阐释成为可能。笔者感到，也许正是基于这类学理构想和寓意，郑先生别具一格地展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性状与过程。

　　社会学本土化是从“地区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过程。“地区性”和“世界性”分别标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郑杭生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反复指出：社会学本土化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一种现象，它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7、33、34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前，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还局限于世界某些地区（如中国或墨西哥），是一场地区性的学术运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本土化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同上书，13页。笔者感到，这一宽广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学包容、超越和创新的特质，以及作为一种各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社会知识系统的价值意义。

　　社会学本土化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发展的初期。“社会学自1838年在法国产生后，短短几十年里便传播到法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同上书，57页。地缘的便利使欧洲一些国家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摇篮，培育出了最早的一批本土社会学家，如意大利的帕雷托和德国的韦伯等。约19世纪后期，社会学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产生了一大批本土社会学家（如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帕森斯，墨西哥的加米奥，智利的本国科里诺，日本的健部遁吾、铃木荣太郎等）。在当代，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趋势仍在强化。如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在欧洲，一批对美国经验社会学的褊狭与肤浅深感不满的英法社会学家，正在推动一场回归本土社会学和重建社会学的运动。显然，没有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的结合就没有社会学本土化。

　　社会学本土化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过程。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也表现在非欧美社会学的活动中。如美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流派（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理论等），拉美的“内部殖民主义”、依附理论，中国的小城镇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研究等成果，都是在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土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社会学本土化是非均衡的发展过程。郑先生有关社会学发展的“强势”与“弱势”的分析表明，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和扩张，欧美社会学很快突破了其本土性和地区性，成为影响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主流；非欧美社会学则由于传统文化的局限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长期在本土化阶段徘徊。他揭示出，各国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和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学本土化的非均衡发展及其具体内容。正是在这种非均衡发展过程中，社会学获得了自身的多样性，形成了世界社会学的结构、体系和势位，塑造了各国社会学彼此包容、传承与互动的学科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