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丰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河南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重新审视。回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恰恰与转型期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是一致的。不过，看似没有关系的风险社会研究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实际上有着很强的相互作用性。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应对风险社会来临的专门制度设计，但它基于现代性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与实务开展，让其本身包含着诸多风险和有可能制造新的风险。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

　　【关 键 词】风险社会；视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4)02-0039-08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4.02.006

　　从恢复到发展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工作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工作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不过，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能力不足、民众接纳程度不高等(王思斌，2013)。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是嵌入型的，不过政府与社会还未发现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陈蓓丽，2011)。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问题，不仅着眼于整体社会和谐运行的需求(主要侧重于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论述)、社会工作相关政策(社会工作发展的自上而下动力机制)、困境人群的需求等因素，更要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给其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在阐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背景时，学者习惯于使用“社会转型”、“社会问题凸显”、“构建和谐社会”等词语来描述和界定，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恰恰在于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熟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2006年至今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在研究风险社会的学者看来，这个时期全球进入了风险社会，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丁元竹，2007)。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国农村在部分学者看来也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林辉煌，2011)。由此可见，有高度复合性的风险环境正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

　　(一)风险社会及其风险来源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目前，风险社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形成了三大视角：贝克与吉登斯的制度主义视角、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的文化主义视角与现实主义视角(杨君、彭少峰，2013)，在此本文主要采用制度主义视角和荷兰学者阿赫·特贝格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视角。在贝克与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总是精于计算、努力去控制过程与目标，工具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因而产生了除传统的固定性风险之外的人为制造的风险。风险的产生是政策制定者、企业和专家学者为了转嫁危机，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防御工具，为“不负责任”。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即社会问题的应对带有很多的人为不确定性，这恰恰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不过，在现实主义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风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出现了更大的风险如集权主义、贫富分化、歧视与排斥，人类社会为了控制风险而建构现代的文化形态、组织制度模式和生活习惯方式，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①。

　　(二)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社会情境

　　中国社会工作迅速发展时期恰恰是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时期，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既有着吉登斯所说的短缺社会的贫困风险更有过度理性的现代性风险。正如贝克在接受访谈时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②。贝克认为中国“社会风险”的各种表现正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问题域”。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所应面对的问题表现为阶层化差距拉大社会结构关系变动；家庭、单位与社区等群体性功能衰退和个体孤独感升温以及脆弱群体的困难处境(李斌，2013)。另外一个方面，基于目的理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工作因决策者动力不足、民众尚未接纳等人为因素仍需要更多的承认，这就导致其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者薪酬、晋升、评价等不确定性，也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方向的模糊性。

　　(三)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治理与风险再造

　　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治理手段，逐步被决策者所看重。在社会工作倡导者眼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服务和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向德平，2008)。这些功能的发挥本质上是实现均衡发展、扭转阶层分化和城乡二元对立，这恰恰正是对中国各种社会风险的治理。不过，社会工作是现代制度的安排，发展社会工作是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本身就具有风险社会学家技术工具的“现代性”特征，带有很强的风险性。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是嵌入型的，其发展受到各种社会主体认知与态度的影响，使得其难免会产生一些风险。困境人群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诸方面较为脆弱，其面临着：(1)生活性风险社会——因各种问题困扰而表现为不确定的生活状况；(2)生存性风险社会——因认知偏差、行为障碍、社会支持不足等导致的陷入贫困的风险。那么，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目标不清晰的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长久性可能为困境人群带来第三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