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证，使中国人的人生充满了讽刺意味。其中有一些繁琐环节、无理要求、过度管理甚至荒谬安排，并非来自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而是与我们具体制度的具体弊病相联系的，很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一个中国人的一生，需要办理各种证件共103个。这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在最近的广州市政协会议上报告的统计数据。曹委员是个有心人，他动员了19位大学生帮忙，耗时4个月，制作了一幅4米长的“人生证图”。其中详列所有的证件与办证环节，贯穿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周期。

　　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很多人马上回家，翻箱倒柜找证件、数证件、晒证件。显然，人人都有关于证件的各种烦恼。只要有人认真总结出来，在合适的时机和场合，做合适表达，大家都乐于响应。从议题建立和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曹委员抓到了一个好问题，手法上又有创意，值得点赞。这也证明，委员履职，替老百姓说话，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拓。“人生证图”摆出来，在场的广州市委书记立刻表态，一定要简化相关的各种行政程序，可见政府也很受触动。

　　关于证件多、办证难，曹委员已经有了很多说明，甚至还提出了解决方案：信息联网，走大数据之路。我这里先补充自己的一个案例。有一次我到本校与民间投资方合办的一家二级学院去给学生讲课，讲完之后，对方行政人员通知我，由于计算课酬的需要，请提供证明我教授职称的工作证。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回家翻一翻，确实有个教师工作证，也有我的职称。可是问题在于，同城之内，几乎就算同一个学校，也要靠证件来证明身份。这确实说明，行政分割、信息孤岛的情况有多严重。

　　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情况听起来也很奇怪。政府放松管制之后，个人在证明自身方面反而遇到新的麻烦与尴尬。比如说，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政策改革是一件好事。不过，申报成立一家新组织的时候，民政部门要求申报人提供无犯罪记录。但是，当你跑到派出所办理的时候，公安方面却要求先有单位证明，说明你为什么需要一份无犯罪记录。在社会组织改革方面带头吃螃蟹的人，都遇到过这种多重证明、循环证明的情况，大费周章，十分困扰。但愿经过反映之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所有这些说明了两点。首先一点是，个人必须具备身份证明，这是现代社会管理的普遍要求，大概无法完全避免。很多研究者都指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有可能不必见官府，不去读书考试，也不上教堂听布道，只按照某种本地或者个人的惯例过一辈子。但是这在现代社会中不行。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普遍性的、总体性的，个人离不开相关的制度规定和管理。

　　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说过一种感受，他总感觉到自己被周围的世界紧紧地包裹住，总想逃开，却没有地方可逃。一般人无须这么样过分敏感，更不必太悲观，但需要认识和接受制度以及身份管理的不可逃避性。有一位农村来的贫困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原来在大城市里生活，如果没有钱，连口水都喝不上。其实，金钱也是一种证件，是市场交换的通行证。而如果没有高考成绩单和家庭贫困的证明，这位学生也不可能来到大学读书，不可能拿到资助。所以，制度和证明也在保证他的应有权益。

　　但是，接下来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制度、管理和证件都完全必要，更不是天然正当。人生百证，使中国人的人生充满了讽刺意味。其中有一些繁琐环节、无理要求、过度管理甚至荒谬安排，并非来自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而是与我们具体制度的具体弊病相联系的，很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最大的弊病之一是缺乏信任。政府与老百姓互相不信任，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多地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一样，反复缠绕，难以理清。但是就大的方面来说，政府还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仍然以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例，政策上是放宽了登记门槛，实际执行环节上，与其说是充分信任和保障公民自主行使应有权利，毋宁说是处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审查，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狐疑、犹豫和警惕。

　　与此相联系，另外一种弊病是管理责任的过度圣化，缺乏科学而灵活的效率。例如，许多地方建设了保障房，但是保障房的空置率很高。基本的原因是审查程序又多又烦，生怕被不合资格的人混了进去，结果反而使一些合资格的人士望而却步。对于这类问题，商业上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估算一个可能受欺骗的比例。超过某一点，拘泥于规则反而会过度耗费资源，有损效率。不如承认人性弱点，适度含糊，反而可能降低恶意欺骗，形成信任红利。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着眼点在于积极送达福利，而不是在身份、证件、资格审查方面的严苛化，整体的社会效果会更好。

　　导致办证多、办证难，更深层的制度弊病在于部门利益和懒政。每个管理环节都要办证，当中会产生寻租空间，这就是部门利益。将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加在用户和老百姓头上，会弱化自身信息联网、简化流程、积极服务的动力，这就是懒政。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福利与民生保障措施以身份差别为基础，缺乏普惠性与公平性。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制度的并轨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实际福利的获得不能不依赖于身份证明，这也是有关的证件和程序无法精简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方面，推动普惠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消除办证多、办证难的一项基础工程。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