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育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承担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重任，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教育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则无从谈起。不论是从个人还国家来说，教育是必须修炼的一门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改革角度使得这门课变得更加有价值，这才是关键。不要因教育收益没有以前那么大而认为其“无用”。

　　发展困境：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对教育效用的质疑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从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格局演变为十大社会阶层的结构。社会阶层趋于多样化以及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两个最明显的特点。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经济因素与教育因素的作用是最大的，两者基本上发挥了正向效用。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使得广大农民和工人乃至许多城镇无业人员获得了就业选择权，有了更大的经济施展空间，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他们可以转变为产业工人、企业老板和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另一条推动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就是教育正常化、大众化，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机制和渠道。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负面现象越来越明显，引起社会的不满和诟病，那就是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明显减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出现断裂和固化。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发展是否让人们实现共享以及教育是否还具有帮助人们尤其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能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以上，超出了国际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1比3以上的高位上运行。更主要的是，教育不但不能对社会不平等起到缓解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的一个重要机制。早在10年前已经有学者验证了教育具有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功能这一假设。我们于2004年的研究也显示，教育收益率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在下降。最明显的变化拐点是1997年后高等教育扩招和大众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国家包办转为市场自由竞争择业，一改过去“天之骄子”的社会精英人才的面貌，乃至到现在沦落为与民工“同等待遇”，甚至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这其中很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和城镇中下层家庭。于是，人们就怀疑“教育的价值”，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说法。

　　有研究表明，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上层阶层集中，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和社会层化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名牌大学的生源中农村占的比例与10年前和20年前相比明显下降，中产阶层尤其是公务员家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生源占据明显的优势。于是最近清华、北大、人大等全国知名大学拿出一定的名额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招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知名大学生源在农村城市间的不平等格局。另一方面为了竞争优质资源，下层家庭承受着更重的教育负担，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租房陪读”的现象。所谓租房陪读，就是农村父母为了让孩子在小学阶段不要落后太多，就选择离开农村，跑到县城或中心城镇租房子，让孩子进入那里的学校就读，这就相当于城市“择校”。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择校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更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择校过程中，不少没有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本的人就只能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事实，当然进一步使得教育成为社会区隔的重要机制。

　　教育不平等源于社会不平等

　　当然，教育自身并不一定就具有区隔社会不平等或促进社会合理流动以及社会结构合理变化的功能，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不平等状况。当我们讨论教育能否促进社会分层合理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分层对教育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分层格局中会发挥不同的功能和效用。实际上，当前我国的教育资源是迎合社会不平等要求而配置的，凡是优质教育资源都倾向于配置到让中上层更容易获得的地方和领域，凡是中上层集中的地方，优质资源就越多，相反，凡是下层集中的地方，教育资源都比较少，优质教育资源更毋庸谈起。某城市在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过程中，为照顾上层子弟上学，依然保留着几所名校；许多有钱人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往大城市的名校。与此同时，我们在欠发达地区看到，几乎所有农村小学都招不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师，因为那里的教师工资太低，年轻大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当老师，每月工资不到1000元，还不如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

　　在中小学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就更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更容易找到好的职业。而今不少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规定，只招聘985或211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连面试资格都没有。虽然这是一种歧视性规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出台政策防止这样的就业歧视，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的政策形同虚设，也就是被社会不平等化为乌有。表面上看起来，985和211大学毕业的学生似乎有更好的素质，但是，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当然，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着技术能力门槛，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能力竞争。但是，每个人的技术能力发展不但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天资，而且更取决于是否享受更好的资源和机会。以毕业于985和211大学为资格，表面上体现以技术能力为标准，但是实际上强化了社会不平等对技术能力的型塑和建构，正如上面指出的，能进入985和211大学的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比来自下层家庭的多。因此，有关只招985和211大学毕业生的规定或者潜规则实际上是中上层用教育这样看似合理的技术门槛以维护本阶层地位的做法，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和法国社会学家布丢所谓的学校是阶层门槛的体现。

　　除此之外，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其他不平等也随处可见。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多少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有很强的正相关，即社会资本越多，越能找到工作，越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就是可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反之亦然。社会资本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职业地位：第一，社会资本多，在求职中可以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就业信息；第二，社会资本多，可以帮助求职者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人际帮助；第三，社会资本更有利于职业变更和升迁。虽然我们国家实现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制度，但是，在一些环节中依然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可以放宽面试条件让有关系但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进入面试，这并不是个别案例；变相的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都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