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试点”在中国是个常见的词汇，“搞试点”一般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必然步骤。如果说中国这艘大船要转向，则掌舵者一定会先派几艘小艇去试水。追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双重目标，使得中国在任何事关大局的变革上十分谨慎，搞试点则成为了中国各领域各时期普遍而必然的现象。

　　正因为试点是改革的超前探索，试点的项目往往可以获得国家超出常态的大量资源支持。为此，争得试点项目这个“香饽饽”也成了基层政府领导的一大任务和兴趣所在。基层如何争取到试点项目，又如何实现他们所理解的试点项目的预计目标？乡村社会如何在随着试点而来的资源支持下实现转型？试点村庄的治理呈现怎样的面貌，又是怎样实现的？放在国家行政改革的背景下，试点能否实现其政治目标，官僚系统和基层又将如何对待这个政治目标？这些都是本文的个案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本文选取一个农村改革试点村庄宋村[1]，来研究其在国家资源大量输入的背景下通过具有特色的村庄治理，短时间内由普通的村庄变成一个“向城市社区转变”的村庄的历程。

　　二、村庄概况

　　宋村位于A省C县江淮分水岭的脊背地区。C县1965年由周边四县的边缘结合部划并而成，现辖15个乡镇、1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1938平方公里，耕地105万亩，总人口78.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9.5万人。C县既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又是A省江淮分水岭综合治理开发重点县。宋村包含20个自然村，1295户3978人，土地面积22019.2亩。试点建设前，村民的住房以平房为主，有少量的楼房和为数不少的土坯房，村民收入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

　　宋村有尹、崔、徐、谭等几大姓，同时还有诸多小姓，而尹、谭等姓也是周边几镇的大姓，尹、徐两姓还有较深的世仇，两族曾发生过规模巨大的群体械斗事件，最后政府出动防暴队才予以平息。各姓形成宗族，宗族又分成若干房头[2]，各房以“五服之内为亲”。各房领头人，也叫老户长，通常由各房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担任，要有文化，能说话算数。老户长一般在宗族内部有很强的号召力。在这样一个多宗族的杂姓村庄，有效的治理一直是一个难题：

　　“杂姓村难领导，但是不会出现大的乱子。杂姓村难领导，主要是村干部小姓多，小姓镇不住人，所以难领导；小姓起不了哄，出不了大乱子，出大乱子的都是家族大的人。”（2009.8.1）[3]

　　宗族力量在村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势力是村庄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村宗族相争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宗族力量就是村级治理的一块心病。那时只有大房头的人才能成为生产队长[4]等干部，而他们一旦成为体制内的干部，便利用职权偏袒本房人。那时生产队长有一定的权力，可以调动、支配本队的人财物，但是这种权力也受到其他房头的抵制和破坏。因为有强大的宗族力量为后盾，他们往往对生产队长安排的工作，消极服从，甚至不服从。但宗族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一房中同时出现多个有威望的人的话，往往会造成本房的不团结。因为宗族力量大，许多来自国家的政策在村庄难以落实。即便是村书记和村主任的话，一些房头都置若罔闻。

　　宋村宗族势力在1972年那场专门整治农村宗派势力的运动中，被大范围地瓦解和压制。但宋村的宗族力量并未消失，在潜伏多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村庄的舞台上，特别是在组织村民抵制高税费负担时尤其活跃。

　　在宋村人的记忆中，前些年的税费负担之重，不堪回首。当时一亩地税费合计要交200多元，这对贫穷的宋村人来讲，实在难以承担。其中最让村民不能接受的是各种名目的“费”，甚至在国家禁止乱收费的时候，基层政府依然有禁不止。当时，宋村出现了抗、磨、拖等各种对付高税费的方法。1986年至1996年，宋村多次发生针对高税费的上访、拒交事件。1992年，宋村老书记（当时已非书记）从报纸上看到国家新的文件规定，认为乡政府要求农民交的税费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由此“上告”到了省政府，并拒交乡政府要求他们家上交的4000多元钱。省政府接待办将情况直接转到了乡长手里，并责令乡长立即调查处理。当时乡长非常生气，跑到老书记家里拍桌子，限其三天之内上交欠款，否则直接抓人。老书记顶过了三天，他认为国家的政策并不是这样的，决定顶到底。第四天，乡长带着派出所、法庭、税务部门的近20人来到宋村，许多村民因此吓得躲起来了。老书记向他们说明了国家的政策，乡长无言以对。法官要他上交，老书记则以“国家规定，地方收税法官不得参与”为由再次拒绝。事后，乡长和法官都很惊讶，“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后来上面调查处理的结果是，每亩地减税费21元。老书记这个行动获得了村民的称赞，也为他增加了威望。1996年，一个徐姓老队长带头上访，有近两百多户农民按手印支持，上访队伍先找到乡长，未得到解决后又去了县农委反映情况。这次上访规模较大，虽然并没取得很好的成果，但用上访带头人的话来说，表明了农民的态度，以前“这里老百姓没胆量，不敢讲话。”

　　沉重的税费负担，让村民难以承受，很多人选择离开村庄，去城市打工，土地出现大面积抛荒。取消农业税之后，没有资源、没有特色的宋村经济仍未取得较大发展。在宋村争得试点项目开始转型之前，很多人自己不建新房子，省下钱来到县城买房子。他们外出打工，很大的一个动力便是攒钱搬出去。农村没有前途，打工尚有希望，宋村村民存在一种强烈的“逃离”乡村的心态。

　　贫困的宋村，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城里发展，而不能离开的村民，则期待着有一天能改变现状。宋村干部很清楚村民的心态，他们也在时刻寻找宋村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