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个案研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此，以D市W爱心会为例，详细揭示政府部门与义工组织之间生动、活泼的互动过程，展现彼此的行动逻辑和行动策略，深入分析政府“反向依赖”和“软权力治理”逻辑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所带来的效果。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与政府治理困境的错位互嵌，导致地方政府不断地依赖非政府组织资源，以巩固其合法性。而非政府组织也欲寻求和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两者既高度融合，又不很均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部门工作方式向民主治理转变，民众的权益也得到一定的保障，义工组织也得到相应的培育和扶持，但获益最大的还是地方政府。这是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探求治理模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构性体现。

　　关键词：政府 草根义工组织 反向依赖 软权力治理

　　作者简介：蔡静(1972-)，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副院长，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从事发展社会学等研究；景天魁(1943-)，男，山东蓬莱人，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发展社会学与福利社会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带来了社会生活领域的诸多变化，也直接挑战了国家的治理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因此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中，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二者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种类型：独立、对抗、依赖和合作。非政府组织鉴于自身力量薄弱，为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他们往往自行其是，不主动同政府发生关系，政府似乎也无视他们的存在。因此，“不合作”可能是边缘草根组织经常选择的策略[1]。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政府将草根组织看作是与之争权夺利的对立面，因此态度很敌对，而草根组织对能提供支持而不支持的政府，也颇为不满，所以，二者呈现出彼此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另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这种依赖不是依存，而是一种“非对称性依赖”，即民间组织在资金、政策、法律、人员等方面依赖于政府，而政府却很少依赖于民间组织来实现其公共服务的目标。所以，目前的资源依赖仍然停留在民间组织向政府寻求支持上，却很少有基于公共服务的互动过程[2]。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合作、互动开始成为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合作”被视作草根组织处理与政府间关系的最佳行动策略[3],①以求得制度困境下政府的支持和认可。

　　上述观点表明第三部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会因内部的差异，而表现出与政府之间的不同关系。不论二者关系如何，但学界还是普遍认为政府选择相对于社会选择占明显优势[4] 5-21、政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所调研的对象——D市的一个草根组织“W爱心会”，却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该组织规模庞大，涉及领域广泛，影响力颇大。它并不依赖和求助于政府部门，相反，政府却高度依赖于它，这种依赖不仅仅体现在政府依赖义工组织来提供社会服务和支持。更为独特的是，政府的公权力机关，诸如法院、公安、动迁等部门也频频求助于它来施行运作。经过爱心会义工的介入，“钉子户”欣然动迁，多年的官司有效解决，上千案件不进法院就能了结。政府部门向草根义工组织寻求支持，一方面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成功地解决了令政府头疼的种种难题，另一方面也大大地增强了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因为“政府与草根组织合作”这样一个信息借助于草根组织的“符号价值”，使政府的行为带上了浓郁的公民参与色彩，从而极为有效地提升了其行为的合法性[4]8-10。不仅如此，政府的反向“依赖”还大大地降低了治理的成本，在看似“让权”的同时增大了政府的权力和利益，从而达到了“一石多鸟”的功效。

　　政府缘何依赖草根义工组织？为什么在本该政府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社会组织却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依靠？这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的具体过程、机制和深层原因是什么？国家的权力部门求助于草根义工组织，是否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弱化所导致？在这一个案中，政府与义工组织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其中双方存在着怎样的行动逻辑和策略？这种关系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本文试图透过这个关键个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关注NGO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实践形态，从而对转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技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