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社会时空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地位，既是其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其社会理论中的基本方法论。吉登斯的社会时空思想是涵盖于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视域之下的。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主要体现在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系列著作，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卷 权力、财富与国家）》这部书中。吉登斯表明，“我称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但我的意图并不是全盘的批判与解构，与马克思不同，我想为另一种历史解释模式提供某些要素。”[1]3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源于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产生的。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用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性扩展的方式加以理解，但这是错误的观念，而且已到了最终放弃它的时候。”[1]1因为这种观点带有历史进化论的色彩。他认为经典的社会历史理论，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水平了，面对各种新兴社会理论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历史解释模式需要被超越，这正是吉登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社会时空思想正是他独辟蹊径分析社会结构与人的活动、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一、时空关系——吉登斯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吉登斯认为，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说明，必须关注“社会结构”和“人的行动”两类现象。对这两类现象的不同侧重，构成了社会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强结构而弱行动”，把社会结构视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客观力量，强调社会结构对人的行动的制约作用，将社会结构的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另一种主张“强行动而弱结构”，把社会结构视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强调人类社会行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把人类行为研究置于社会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因而具有“强结构而弱行动”的倾向。对这两种倾向他都不赞同，并提出“结构二重性”理论加以调和。所谓“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人类在行动过程中既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为条件而展开，但同时其行动的结果又改变着社会结构，并且，社会结构并非如建筑物一般是一种实体性结构，而只是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特征”〔2〕40。社会理论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这种结构性特征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而社会时空正是说明两者间关系的关键所在。为此，吉登斯清理了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有关时空问题的主要观点，并在批判和吸收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时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