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则农村老人自杀的报道让人怵目惊心。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在湖北、山东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

　　这一乡村危机的极端呈现，让我想到了7月的一次辩论。当时，哈佛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周韵，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批评艺术家、策展人欧宁在安徽碧山的艺术和社会计划：欧宁自称要建立乡村“共同体”，但是这“共同体”不但没村民什么事儿，甚至，加强了知识分子和村民的“区隔”。欧宁随即公开回应，解释了周韵质疑的细节，认为其中有一些被曲解了，更重要的是，周韵仅访问了一天，就做出这些评论，是不负责任的。

　　周韵的质疑，的确是调查欠详、又热衷于使用时髦理论指手画脚的“留学生病”。她太急于批评，对“碧山计划”缺乏了解，也无法理解乡村建设的困难。但是理论(以及“哈佛博士”的学术背景)毕竟能增添光环，并且，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农村”的对应关系非常能够跳动中国读者的神经。于是，周韵的批评竟把“碧山计划”逼得扭转身来，露出尴尬之处。

　　“碧山计划”是近年来媒体报道、国际学术交流的宠儿。尽管很多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有很多人在进行乡村建设，但是欧宁和他的同伴们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借着艺术和媒体资源，他们能够在当代艺术的视域里欣赏和宣传徽州古建筑、传统手工艺，并策划了一次丰年祭。在他们的带动下，碧山这个徽州村庄有了书店、酒吧。但很多人都有疑问：这计划和当地村民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在丰年祭上，有记者、艺术家，但是没有村民。再如，“碧山计划”的结果之一，是很多人拥去买房，使当地房价连翻几番，这是理想的乡村建设吗?

　　但是批评引发的论辩，是断裂而没有成效的，人们似乎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上都陷入了无奈，最终不了了之。

　　我同时也想到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精美的镜头、华丽的解说，不仅在描述美食，也在赞美节气、农作生活和传统智慧。与此同时，片中隐隐弥漫着一层悲哀：制作这些美食的，是农村的留守者——最后一人。农村在衰落，这些美食更多地停留在故乡和回忆之中，而不指向未来。更深一层，理应牵动人们的联想、片中却不能提及，也因此更加讽刺的是中国的美食文化如此值得夸耀，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身处食品安全的重重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