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特别强调理性分析视角的学科，甚至可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但事实上，理性的定义却不限于经济学的狭隘定义。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的，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

　　传统农民生产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

　　斯科特通过对缅甸、越南农民经济行为的田野研究，为“农户生产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理论命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他指出，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他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并以此最大化地回避各种生产风险。同时，在亲属、村社和国家各层面，他们利用包括“互惠关系”在内的一切手段，抵御自然的各种可能伤害。综上，在斯科特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更加缺乏抵御自然伤害的技术手段，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因为生存伦理作为道德原则，是村社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保障。

　　而传统农民经济行为与经济理性相悖的现象，韦伯（Max Weber）早已注意到了。他指出，对于农民而言，挣得多一些并不是那么诱人。这些农民不会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到多少钱呢？他们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得的数目，来满足传统的需求？韦伯认为，这种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主义”生活态度，即人并非天生希望更多地挣钱，而只是希望像“习惯的”那样生活，并以此来计算“怎样才能最省事、最省力地挣得已经习惯的工资”。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之，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求代价最小化。在与西方新教徒的行为比较后，韦伯认为，传统农民的这种生活准则缺乏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以上讨论来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历史进行了讨论。这一历史分析，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有助于理解社会学视野下的理性概念线索。在韦伯看来，彼时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理性化过程，个人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目的理性而非传统的价值理性的支配。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致使传统意义中人与神间的神秘关系被理性化制度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加尔文教派的一些信条，如“预选说”和“天职观”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教条的笼罩下，信徒们相信，个人能否得救，是神选定的。因无法确信是否获救，信徒们陷入“能否得救”的焦虑中，转而苦行僧似的勤勉工作。于是出现一种特殊的处事态度和行为规则：人们更理性地追求经济成功，最终全社会出现一种理性化的趋势。

　　如卡尔·曼海姆所说的，马克斯·韦伯的全部理论归根结底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即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合理化？而韦伯建构宗教伦理体系的目的，则是为了论证其他宗教伦理体系无法产生类似新教伦理的理性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