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工作会议召开，随着此次会议的召开，《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居住证管理办法》等也将出台并进入实施阶段，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将被定义为特大城市，严控人口，影响将波及国内大部分重点省会城市。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重大国策，涉及广大群众利益，关系到亿万农民转变身份，成为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生活。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给广大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摒弃了过去城镇化工作存在的很多弊端，目前中小城市的落户政策已经完全放开，甚至包括一些特大城市也已放低身段，采取了务实的做法，向符合条件者敞开了落户的大门，手续也简便很多，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部分特大城市，仍然存在人为设置的户籍门槛，不同户籍的人口待遇并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同样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居民事实上的诸多不平等。

　　应该看到，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大城市控制人口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引发一系列矛盾，出现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就业困难、资源短缺、城市贫困和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给特大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不是不能解决。比如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问题，以及大量低收入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形成贫民窟与治安恶化等，这些都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以解决。资源短缺尤其是北方一些城市水资源严重匮乏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上述原因都不能作为城市管理者拒绝外来人口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大城市控制人口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其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并不能真正地控制住人口的膨胀。因为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允许人、财、物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人口管理方面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反而不利于城市和谐发展。

　　从北京人口增长轨迹来看，也可以说明人口是控制不住的。例如，按照2005年《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到2020年将控制在850万以内。实际上，从2000年至2013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增长了50％以上，达2114．8万，而中心城区则超过1300万，大幅高于2020年控制目标的850万。有人抱怨北京人口控制不力，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控制人口增长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难怪有人说，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伤害受到限制的民众，也可能严重伤害到这些特大城市本身。还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市区人口在1984年仅500万，那时很难想象，30年后，北京人口增长至2000多万，北京并没有垮掉，而是变得更好：人均住宅面积从不到7平方米增至近30平方米，地铁线路从2条增至14条，机场年客流量从100万增至8500万，去上海的航班从每天几班增至上百班。在30年前，从北大乘公交车到王府井要近2小时，而现在乘地铁不到1小时。这些进步是很大的。

　　但如果北京这30年成功地把市区人口控制在900万以内，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便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现在一样，北京会比现在更好吗？恐怕未必，因为那样的话北京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减少，地铁里程和平均行车间隔时间跟现在不是同一个概念；北京不会拥有客流量全球第二的机场；空气质量也未必更好，建成区人口比北京少，空气污染更严重的城市并不是个案。

　　有的城市希望吸引高端的人，限制低端的人进入，但管理者即便是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吸引来，也还需要开车的、洗衣的、做饭的、做保安的，对他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切不可搞区别对待，这是不理性、不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