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飞，河北肃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等。

　　吴飞说，自己的名字和“自杀”连在一起，是当初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联系的纽带是他之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时的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华北农村的自杀问题。这一研究成果《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2009年11月出版，吴飞的自杀研究也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更早之前，《自杀与美好生活》及《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也集中了吴飞对自杀问题的思索，前者是他对自杀观念在西方演变的梳理，后者则是田野调查与学术思考之余写下的关于自杀问题的系列札记。

　　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人们关注的是，和西方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中年人不同，中国却是集中在妇女、农村人口、年轻人和老年人身上。而且当中因为精神疾病而自杀的比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基数。而在吴飞的田野调查结果中，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更深层的疑问是——— 每年几十万人的自杀和几百万人的自杀未遂，既然已经触及这么多中国老百姓的幸福问题，那么，怎可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1、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

　　研究热还没起来，但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中国自杀问题是个大问题。受基督教的影响，自杀在西方是绝罚、是大罪，但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虽然认为它有不好的地方，但一直不把它当做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

　　南都：你是怎么开始做自杀研究的？

　　吴飞：我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的后记里面提到过，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偶然的，根本没有想过做这个题目。当时还是因为加拿大医生费立鹏的文章。虽然他到2002年才在《柳叶刀》上正式公布，但数据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得出来了。那时自杀还没有在国内外形成2002年以后那样的热点，但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中国自杀问题是个大问题。我的导师凯博文教授一直想找一个人来做这个问题。一开始基本上是被强迫的，过了一段时间想了一想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题目。

　　南都：当时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吴飞：费立鹏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主持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他们当时的统计数据是，中国的自杀率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三，在美国一般自杀率在十万分之八至九，所以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农村还要高，比城市高很多。

　　南都：你那时攻读的是医学人类学的学位，你的自杀研究和社会学及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有什么不一样？

　　吴飞：所谓医学人类学的学科界定并不容易，这个学科是在我导师凯博文手里成熟起来的。自杀总是被当作一个医学问题。医学人类学大体分两个趋向，一个很偏医学，一个很偏人文，我导师那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Social Suffer-ing，译成“社会苦难”，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之前研究自杀的路径基本上就是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社会学关于自杀的研究是因为涂尔干的研究很有名，但一般看自杀的视角里面，即使是现在，也是医学视角占最重要的比重，（话语）力量最大。

　　为什么自杀问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除了中国自杀率高之外，中国的自杀有很多特点，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的很多自杀者是没有精神疾病的。按照以前医学的研究视角来说，自杀一般都是精神病的结果，无论是医学内部还是外部对中国的现象就很好奇。看上去就挑战了人们一般理解自杀的思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医学的问题。

　　南都：国外对中国的自杀问题的研究多吗？

　　吴飞：有一些人在研究，还没有特别大规模的研究，也就是一些零零散散的文章，不如国内的研究系统。即使费立鹏的研究，也算国内的研究。

　　南都：你之前也提到最先开始很难下手，很难打开局面，后来调查是如何做起来的？

　　吴飞：开始进入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都警告我，都觉得这个题目很难做。主要是因为自杀的人你是没办法直接研究的。自杀未遂的人可以谈，但他们可能和真正自杀成功的人想的不一样。这是一个悖论。真正死的人你永远无法找到他，永远无法和他谈。所以研究自杀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真正是什么原因永远都不知道。特别是中国农村，绝大部分人不愿意留遗书，这是很根本的困难。另外一个是进入研究以后，因为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很多人会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因为华北农村是我熟悉的地方，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可以进入到那里，可以找到很多另外的人来谈。没法找死去的人，就多找一些其他有关的人来谈。譬如如果孩子死了，一般不能直接找他的父母，但是他的叔叔婶子，父母的兄弟姐妹，一般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没有那么难过。多找几个，基本上在最大限度上掌握了。

　　南都：研究深入进行后，感觉跟之前研究的西方自杀有什么不同吗？

　　吴飞：说自杀问题很难研究，说的还是外部的原因，就是研究能不能做下去。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杀，理论解释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先得把西方的搞清楚。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对西方的梳理可能比我对中国的研究让我觉得更放心一些。我的意思是说，西方的那部分讲得更透。

　　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西方的生命观和中国的生命观是不同的。

　　西方主要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在基督教里，自杀是一种绝罚，是一种大罪。自杀和其他罪非常大的差别是，它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杀人放火的罪更大。就是因为它已经放弃了拯救的可能。基督教里最重要的三种德：信、望、爱，自杀直接针对的是“望”。自杀的罪在于绝望。到了现代，无论是精神医学的、政治法律的，还是社会学里面对自杀的看法，都是和基督教思想这样的基本认识相关的。就包括精神医学认为自杀是抑郁症的结果，而抑郁症最重要的症状就是绝望。不过两者之间色彩还是不太一样，医学中道德评价的色彩会弱化一点，宗教里是despair，医学中是hopelessness（注：两个词都是“绝望”之意），会比较中性一点，但其实观念都是从基督教那里来的。自杀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对生活的希望的基本的否定。

　　反过来，在东方，中国、日本、印度都有对自杀肯定的方面。我也认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虽然认为它有不好的地方，但一直不把它当做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像西方有根本的否定。这也是为什么说用精神医学来解释中国的自杀问题不太合适。

　　南都：所以也用了哲学的维度来解释？

　　吴飞：应该说，这里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哲学问题，最深的角度是哲学角度。涉及生死问题和美好生活问题，当然是哲学问题。我的研究是希望从现实的日常生活角度入手，理解中国文化对生命的理解。

　　南都：你在书里面写到，有段时间为了让自己更彻底地投入到西方文化中，手边只有一盘古琴音乐和一本海子的诗集。你怎么看海子的自杀？

　　吴飞：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文化人、名人的自杀可能是不能放在一般的框架里来看，这在刘小枫老师《拯救与逍遥》的导言里谈了很多；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也和一般的人没太大的区别。把这两方面分开了，诗歌是诗歌，自杀是自杀，就海子自杀而言也许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出国的时候带着海子的诗，那时候并不知道要研究自杀。当然，从最根本的角度看，诗人和农妇的自杀，可能出于相同的文化逻辑，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最伟大的古代诗人是屈原，最伟大的现代诗人是海子，两个人都自杀而死。《浮生取义》里第一部分的题记是海子的诗，最后一部分的题记是屈原的，里面的人名化名用的大多是《楚辞》里的名字，因为我的研究试图从似乎很简单的社会现象去接近中国文化里更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