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迁远不同于鲍曼对西方流动现代性的观察和想象，学者们或许可以从鲍曼的论述中获得启示或警示。

　　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消费革命，还在持续不断地对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若要探究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综合征”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恐怕还需对鲍曼理论展开更多批判性解读与本土化反思。

　　恰如关于现代性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一样，对鲍曼的理解也有很多方式。其中，“流动”和“消费”无疑是最为凸显且关联最为密切的概念。

　　“流动的现代性”是鲍曼探讨当代消费问题的主要语境，也是他对当代社会总体性特征的一个基本概括。在鲍曼看来，当代社会的变迁已不同于卡尔·波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所宣称的大转型，而是另一次“伟大的转型”——劳动已经脱嵌、资本获得更大流动性并已转化为不确定性的首要源泉。简单地说，流动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是更加变幻莫测、捉摸不定的，另一方面却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但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既是欢乐的福音，也是焦虑的源头。用鲍曼自己的话来说，流动的生活就是消费的生活，消费者的痛苦，既不是因需求被抑制，也不是因选择不足，而是源于选择的过量。流动的现代性犹如一驾马力十足的战车，将消费者绑定其上，消费者既有可能撞得头破血流，也有可能所向披靡，但在弯腰捡拾战利品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硝烟弥漫中的冷清与伤感。

　　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的是，鲍曼对消费问题的论述，不仅仅是将其明确地置于“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时代主题之中，而且还将消费问题作为他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切口。他发现，在光怪陆离的消费主义表象下，同样隐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奥秘。在流动的现代社会，就像波德里亚所说的“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商品的生产已经不再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欲望的生产才是消费社会的行动目标。但消费主义并不是一套关于如何满足欲望的花言巧语，相反，它的严肃性就在于以诱发无止境的欲望为己任，消费社会的繁荣即是欲壑难填的真实写照。难怪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社会把它的框架建立于以一种过去其他社会做不到或者想都没想过的方式来满足人们欲望的许诺上，但只有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满足欲望的许诺才会更有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