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近几十年来，社会学领域以及人文学科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深刻改变了学术研究和问题意识的范式，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毫无疑问，您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现在来看，您认为目前空间研究是否已经过了其全盛期？

　　哈维：所谓的“空间转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试图摧毁各种宏观理论的尝试是密切相关的。福柯等理论家认为，宏观理论是错误的、误人子弟的，因此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程序，应该返回身体层面，细究规训措施，关注生命政治等等。空间概念一旦被引入社会学理论，通常就会扰乱各种元叙事，而这些叙事通常是某种历史化或者时间化的结果，或者暗合某种目的论。空间概念会破坏理论的统一性，将混乱因素引入普遍性理论框架。以经济学理论为例，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针尖上。一旦人们试图将经济理论空间化，均衡就会丧失。事实上，空间竞争就是垄断竞争。我成长于这种垄断竞争理论盛行的时期。市场上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可以解释这种过程的普遍理论。很多时候，理论的功能就是用来追踪并解释这种现象。许多学者借用空间概念来攻击普遍理论，试图证明普遍理论行不通。我对这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理论结论，这就是理论应做之事。经济学家对于空间概念制造的混乱非常担忧，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坚信均衡价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一种经济情况中，均衡价格无法达成，那么他们理论的核心就会崩溃，理论也就难以为继。经济学家往往因为无法解决空间性的问题而陷入绝境。如果将空间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挪用空间性概念来攻击元理论，试图论证那些元理论的不切实际。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以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在一开始就要融合对空间性的考虑。因此，我对福柯空间概念非常不满。我认为他关于“异托邦”的文章就是个丑闻，暴露了他对空间概念的严重误解。他与列斐伏尔关于“异托邦”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后者的观念相当实用，而福柯的看法则疯狂得令人吃惊。他竟然认为“殖民地”和“海船”是“异托邦”，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人们现在可以超越对于空间以及空间性的争论，意识到一点，即如果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充分认识，就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理论化。因此，空间和时间在任何我们借以理解世界的理论建构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将空间和时间概念当作破坏宏观理论建构的武器。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者通常的伎俩。他们挪用了我关于空间的某些看法，加上地理学家以及空间研究学者的只言片语，用以攻击甚至试图摧毁我们试图建构的东西。这令我非常气愤，所以后来我写了《后现代性的状况》一书，用以抨击所谓的“后现代转向”，探讨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运用，同时试图论证后现代境况中充满活力的空间与时间元素，并指出时间—空间压缩等话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