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第一书记扶贫制度是中央政府在贫困领域的一大创新,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制度在基层社会实践中的成效和不足。1第一书记扶贫制度②在基层社会实践的素描2015年 10月中下旬,笔者跟随“第一书记”研究团队对广西省来宾市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开展了田野调查。第一书记正是国家创新制度设置的一种方式,其畅想的就是通过第一书记嵌入村级组织的新“接点”来联系群众,第一书记携带一定的资金和项目资源,可以通过在场性来组织落实扶贫项目,引导社会资金,促进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脱贫致富.第一书记的制度安排在基层的实践并没有形塑有效的基层治理载体,基层治理的能力并没有调动起来,反而在外来资源不断注入的环境中慢慢得以瓦解。
关键词:书记;扶贫;治理;制度;村庄;基层社会;研究;实现;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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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第一书记扶贫制度是中央政府在贫困领域的一大创新,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制度在基层社会实践中的成效和不足。采取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研究尝试提出“接点治理”的新概念,指涉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在村庄组织界面上汇聚和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形态。将“接点治理”在贫困中的运用简称为“接点治贫”,指国家下派第一书记通过促进村庄组织建设来融合基层社会从而最终治贫的目的。结果显示:(1)“接点治贫”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发展和公平正义等发展之“效”。(2)因制度本身蕴含的投机性而带来了对自治的消解及双重治理失效等发展之“殇”。因此,只有重塑“接点”,实现“接点再造”,保证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最后才能达到终结贫困的目的。
关 键 词:扶贫/接点治理/第一书记/接点再造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KS022)。
作者简介:谢小芹,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 谢小芹(1986- ),女,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和乡村旅游,E-mail:xiexiaoqin2005@126.com。
1 第一书记扶贫制度②在基层社会实践的素描
2015年10月中下旬,笔者跟随“第一书记”研究团队对广西省来宾市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开展了田野调查。圆村是一个典型的壮族贫困村,2012年4月开始实施第一书记扶贫制度,至今共有两任书记。其中,第一批次的第一书记叫周雄,挂职时间从2012年4月24号到2014年4月24号,第二批次的第一书记叫黄志,任职时间从2014年4月25号到2016年2月25号。两位书记来自同一所职业学院。在调查期间,正值黄志挂任第一任书记的精准识别阶段,周书记也属于精准识别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有幸见到了他。在调查初期,村民对两位书记做出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两位书记走村串户,深入基层,经常跟我们聊天,帮我们把路修通了,修了水沟,还送给残疾人一些拐杖和棉被”、“路是大事,修通了路就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两位书记都是很卖力在工作,先搞调查,然后制定政策,搞产业,实行产业致富。帮学校建好了教师宿舍楼,搞了电脑室和图书室”、“第一书记来是好事,他们做了不少事情”。
然而,当我们因沉浸在村民们的好评以及调查队所感受到的新面貌而对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啧啧称赞时,调查时间的拉长及周黄书记的话语开始提醒我们事情的复杂性。在多次邀请和苦苦哀求下,周书记最终还是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周书记说:
“我在村里呆了二年,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拉来了一个项目,修了村里的第一条水泥路。其他方面都是从单位搞来的一些课桌和电脑之类的”。
在访谈快接近尾声时,我们才真正知晓周书记不愿接受访谈并非“耍大牌”(这时候的他已经获得了不少荣誉)而是有别的原因,他说道:
“我根本没做多少事,所以觉得没什么可谈的,感到很惭愧。扶贫还是要看实权部门,有钱就会好办一些,我的后盾单位也就那样。终究我们还是太弱了,根本做不了多少事。国家寄希望于我们在短短几年内就让一个村庄脱贫致富,这是不太现实的”。黄书记将自己工作定位为两手抓,即抓基础设施和抓产业,对扶贫工作,他跟周书记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的后盾单位很弱,根本弄不到更多的资源,有心无力。第一书记对村里而言是一种希望,但有希望就有失望。村里面是将扶贫资源用完了也就完了,下次等待扶贫资源的到来。通过产业扶贫,可减轻政府压力,但是要做到产业扶贫,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
起初,我们仍将两位书记的话当成是一种谦虚和客套,而后随着我们将被访谈对象扩大到普通村民时,村民简洁的话语更是让我们不得不抛弃起初的良好印象和自信判断。村民说:
“我们期待下一任的第一书记的到来,能帮我们弄到更多的项目和资源”、“这届书记也就这样了,拉不来多少资源了”及“大家都在期待下一任的第一书记到来。”
村庄朴实的想法是让第一书记带来更多的扶贫和发展资源,尽快摆脱贫困。当在任的第一书记并不能带来多少资源时,村民又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任书记身上,他们更多的希望下一届书记是来自一个实权和有钱的部门。
这是关于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在基层实践的一个简要描述。在圆村半个多月的短时段内,我们始终为该制度及其引发的问题所萦绕,尤其是随着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真正失效层面摆到我们眼前后,这就不得不促发我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正是一种“现场感”以及之前的研究惯习让我们不自觉地将贫困研究置入治理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即贫困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选择何种新的理论视角或研究框架来深度阐释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呢?第二,民族地区的贫困与治理之间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联?第三,治理范畴何其大,该用一种什么具体的治理概念、理念或模型来看待实践在圆村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