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也触动了国民性研究的方法本身。许多学者都把耻感文化看作解释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重要概念,虽试图有所区分,但均未有理论建树。本文试图摆脱国民性研究的困境,从社会规则入手,借助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例,以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中国人脸面异质理论的基础上对耻感文化为何造成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行动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建立起研究耻感文化内在差异的模式,与此同时,也在视角和方法上对总体性、比较性、亲和性、社会规则及社会容忍度等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为事例如何上升为有效的解释性典范提出了探索性的思路。

　　关 键 词:耻感文化/脸面异质性/圈子/亲和性/社会容忍度

　　作者简介: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一、引言

　　当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声称想通过实证数据来反映一种国民或社会状况的时候,有一种可能性就消失了,那就是我们如何来概括性地反映该国民或社会的特征?大多数社会学家都承认社会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可以通过类型比较或者一个(或一组)特定的概念来表达。就社会学及其所依赖的统计应用而言,以实证材料来认识一特定社会的总体原本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社会总体和社会细节之间是有机组合的,如果能在数据上得到细节,那么汇聚到一起,社会总体便会呈现出来。这点看似很像有机体研究。有机体作为一个完整体,意味着它具有特定的形态和功能,而对其形态与功能的测量最终可以说明有机体的状况。可这一比喻的误区在于,有机体作为相对完备的体系,对它的研究是自上而下,化整为零的,进而各项测评可以上下贯通地汇总到一起,为得到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服务。而社会虽也被视为一个体系,但这仅仅是一个类比,对于它的研究方向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每个研究领域或课题如同瞎子摸象,随着研究的深入,摸象的人非但无法呈现总体,而且还有可能否定这一总体特征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就是社会,不同的只是人口、婚姻、受教育程度、阶层、职业、流动与贫富等方面,当然有时会捎上文化。而说清楚这些方面,就已经表明社会差异了,何必再论及社会总体上的不同。由此一来,社会总体性特征便消失了。要说社会是否还有其总体性,往往得另寻他途。

　　新的途径其实是由非实证的哲学、法学、社会理论或文化研究等领域提供的。比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们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社区与社会、神圣与世俗、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身份与契约或者个人主义以及市民社会等等概念和分析,这些概括虽然为人们认识社会形态及其总体演变带来了可能,但从社会的文化性上看,尚没有给出特定的社会性特征。在这一点上,文化人类学家的努力似乎更进一步,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国民性研究虽已式微,却依然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国民性研究引发争议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从事该研究的学者假定了人格与文化的一致性关系或曰人格的典章性放大(米德,1987)。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影响人格,或是人格形塑文化,或者两者之间还有冲突;而是意味着“一个意思,两种表述”,即前者为个体性的表述,属于心理学,后者是总体性表述,属于人类学(瑟维斯,1997:329～331)。此外,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学家的参与下,当时的研究倾向是,某一社会的国民性如何,需要通过调查数据来呈现和检验。这点几乎令所有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者困惑,因为直至今日,没有哪个社会学家宣称他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一体化地描述国民性,即找到所谓众数人格。于是国民性概念的合理性本身便遭到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