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进行了连续的动态监测和评估,至今已有8年时间。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城乡低收入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专题分析”课题组对2008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动态趋势分析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并得到初步研究结论如下。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三项社会救助政策的救助水平(救助额占其家庭收入的百分比)较为稳定,变化较小。从200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低保救助水平始终在55%—58%之间,而农村低保救助水平始终在44.0%—56.0%之间;从2010年到2013年,城镇医疗救助水平在4.7%—13.0%之间,农村医疗救助水平在4.1%—17.0%之间;而从2010年到2013年,城镇教育救助水平在0.9%—1.7%之间,农村教育救助水平在1.2%—5.2%之间。三项救助政策相比,教育救助水平最低,其次是医疗救助,再次是低保救助。

　　基于2013年的数据,回归研究发现,就人口统计学特征而言,只有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城市低保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年龄每增加一岁,低保满意度就增加3.8%;但教育程度对城市低保满意度是负面影响,高中以上教育程度低保户的满意度比高中以下教育程度低保户的满意度低4.0%。就低保制度而言,对于城市低保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低保中的不良现象、低保补助额和是否公示。每增加一项不良现象,低保满意度会有27.6%的下降可能性;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低保金额,低保满意度可能会有37.0%的提升可能性;低保公示比不公示的做法,会增加32%的满意度可能性。这说明当下我国城市困难群体更加看重的是社会救助的充分性、公平性。

　　经过计算,从2008年到2012年,城镇低保对象瞄准率分别是92%、76%、84%、85%和65%;而未纳入低保的城镇边缘困难群体的瞄准率分别是60%、28%、75%和75%。不管是低保对象,还是未纳入低保的边缘困难户都有一定比例的偏误率。尤其是未纳入低保的城镇边缘困难群体,在2009年和2010年都有较高比例的偏误比例,分别是40%和72%。这表明,低保制度的遗漏瞄偏情况严重,不能做到应保尽保。

　　通过二分变量的多水平回归方程计算每一类因素的具体影响因子得分,可以发现,在家庭负担特征中,家庭学生人数、家庭病残人数、家庭教育支出对于个案的瞄准期望概率都有显著影响,但家庭老年人数和家庭医疗支出两个变量对于个案瞄准概率没有影响。也就是说,我国低保制度资格标准的制定未考虑家庭的实际负担,而只考虑家庭收入和家庭病残人数和学生人数。这是导致我国未纳入低保的实际困难家庭比例较高的原因。

　　我国城镇低保对象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就业比例、就业意愿情况较为复杂。研究发现,低保对象的总体就业率是53%,比非低保户低10个百分点;固定就业率是11%,也比非低保户低10个百分点。为分析低保对象就业率低于非低保对象的原因,我们把低保对象分为家庭主要成员有劳动能力的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两组以分析他们各自的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尽管这两组对象的就业意愿都受到低保政策的影响,但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的就业意愿与家庭收入和就业援助政策都没有显著统计关系。这就说明,对于家庭主要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有可能产生主动福利依赖,所以应该通过就业援助政策来促使他们增加就业,减少福利依赖的可能性;对于家庭成员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虽然他们也可能依赖福利救助,但他们是无奈地被动依赖福利救助,因为他们的就业意愿对于家庭收入和就业援助政策没有敏感性。

　　进一步比较低保户和非低保户的就业倾向,在控制了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享受低保历史及地区类型等特质在基准线方面的差异后,低保户比非低保户的就业惰性低6.1%。尽管这个差距没有经得住统计显著性检验,但这个结果表明,如果控制了相关因素,低保户相与非低保户的就业惰性并无显著差异。所以,我们无法得出结论,现在的低保制度导致了福利依赖问题。长期领取低保现象,可能是因这些人没有就业能力或缺乏就业援助,不得不依赖福利救助。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