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孕产行为，从人类诞生之初伴随至今，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生理过程到现在的医学过程的发展和演变。本文将从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出发，尝试系统而全面地探索孕产行为医学化过程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脉络。研究表明，在中国西医实践的近百年历史中，国家干预、科学主义和市场驱动等三种主要的社会力量共同交互作用，将孕产行为彻底构建成为一个医学领域的问题。

　　【关键词】孕产行为；医学化；社会建构

　　【作者简介】杨蕾：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Yang Lei，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n Y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 问题的提出

　　根据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显示，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亚洲进行过一项调查，中国的剖腹产率高达46.2％，位居亚洲第一①，而且远高于WHO提倡的10％～15％②。

　　孕产行为的高风险性使得生物医学模式主导下的临床医学范式备受青睐。医学被视为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被视为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并且可以将被认定的医学问题凭借医疗手段高效解决。正是由于生物医学模式主导下的临床医学对孕产行为的介入，使得女性怀孕、生产变得更加安全，从某种层面而言这是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共同需要。但是，在中国高达46.2％的剖腹产率中，有11.7％的剖腹产手术是在完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实施的。而且，根据本研究的个案——YM医院妇产科的临床资料——《产科质量统计表（一）》显示，2011年剖宫产率达78.1％；可是，与此同时，在《YM医院自然分娩知情同意书》上却明确写道：

　　阴道分娩又称自然分娩，是人类繁衍的生物行为，对母体损伤小、恢复快。阴道分娩是对腹中胎儿出生前生存能力的一次检验和锻炼，经阴道分娩母婴并发症明显低于剖宫产，故是人类首选的分娩方式。阴道分娩的成功率一般在90％以上，因此您应该有充分信心，争取阴道分娩成功。

　　数据间存在着的巨大矛盾——90％以上的自然分娩成功率与78.1％的剖宫产率，究竟哪一个才是孕产行为的真相？！

　　作为生命延续的重要过程，孕产行为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备受重视，但是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同时，人们等待的方式却发生着变化：从模糊的预测到精确的计算，让分娩的时刻提前预知；从未知的紧张到充分的把握，让分娩的过程不再凶险；从自我护理的家庭到统一安排的医院，让孕产行为的安全找到了新的归宿。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尽管女性生育是生命繁衍不变的方式，但是孕产行为却已然发生诸多变化。最为明显的改变就像台湾学者李贞德（2004）所说，在生产被“病理化”的同时，孕产行为也走进“医学化”的领域。

　　对于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佐拉（Zola，1972）最先提出了“医学化”这一概念：强调用医疗手段干预正常的个人体质差异和人的自然发展状态，从而不断拓展人类可医治的范围 （转引自韩俊红，2011）。康拉德（Peter Conrad）在1975年最先将医学化定义为：界定某种行为为医疗问题或病症，并授权或许可医学界提供某种方式的治疗。进而他又补充，医学化可能不仅主张用专业医疗技术对问题或病症进行介入，更多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人们思考和行动的一种范式（Conrad， 1992），进而演变成一种带有默契的集体行动。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去理解医学化，例如，在韦伯主义者看来，医学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一部分（Turner，1984）。笔者发现，在诸多学者对医学化概念研究的近四十年间，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基本达成了共识：所谓医学化，即非医学问题被界定成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对其加以治疗的过程。

　　医学化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批判性的概念（董维真，2009）。它在回应医学并不是单纯的科学的同时，也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它所蕴含的社会建构性特征，帮助我们挖掘概念背后的社会进程。这种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主张人们在面对社会现象时，不再纠结于“对与错、真实与荒谬”，而是要关注社会成员是如何参与认知过程并“发明”了知识，进而“了解文化、社区与体制是如何影响我们重构社会的方式”（许放明，2006）。社会建构论认为，我们应该对日常生活经验和知识采取审慎和质疑的态度；同时，对于“社会问题”，一些建构主义者也认为社会问题本身并不是以一种纯社会客体存在着，而是存在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那么，社会问题的本质不是静止存在的状态，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Hartien，1977）。所以，从这一视角出发，孕产行为的医学化过程就是多元主体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达成的一种思维共识和行动模式。

　　然而，社会问题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时间过程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撑；同样，社会问题的建构也需要公共话语和行动空间。列斐伏尔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将是空话（Lefebrve，1979）。”福柯在他的微观权力理论中，探讨了身体与权力是如何在社会空间中进行对话的，展示了微观权力的运作，探讨了空间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空间”成为了人们理解世界的另一个维度和感知世界的新方式。在孕产行为医学化的过程中，卫生站、医院、甚至用一面布帘子隔离出的区域都是社会空间建构的一部分。

　　本文希望可以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医院场域中孕产行为实践过程的研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展现各种建构性力量的交互作用，以此来系统地还原一个真实且完整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