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钱宁(1954—)，男，云南昆明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宏观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学。

　　【内容提要】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地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关 键 词】农村；社区治理；社会工作者；公民教育；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社会团结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4)03-0001-05

　　治理作为当下一个现实社会政治的流行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后，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深化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新思路和实践方式。对农村而言，在近年来，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开展的乡村治理，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讨论，但是，就整体而言，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总体战略框架之下，开展深入持久的农村社区治理，以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为内容，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与专业价值观来解决当前农村社会转型中发生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工程的实施，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里，笔者就当前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及社会工作在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作用谈几点看法。

　　一、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目标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为中国农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社会建设明确了基本的方向。按照这一战略目标，如何形成科学有效的方式，以较低的社会运行成本来有效地解决在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下农村社区面临的诸种矛盾和问题，便成为农村社会建设中的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价值期待和实践要求。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社区治理则是指在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社区共同体内，通过社区中的个人、组织之间的互动，对涉及他们之间利益的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管理的活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推动社区自治、发展社区公益、改善农民生计、增进农村福祉。通过社区治理创新来深化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运行机制改革，推进农村社会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价值方面看，一是社区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微观层面，构成了整个社会治理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开展社区治理的理论探索，总结社区治理的经验，发现社区治理的问题并进行分析和解释，阐释社区治理的理念与价值，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社会治理理论，为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建设提供新鲜经验和微观依据，而且对开展社会建设、发展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公民社会理论，推进“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将发挥基础的作用。二是社区治理作为一种实现社会整合并促成社区关系的重构与和谐，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方式和思路，对构建新型社区治理体系，解决当前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既是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农村社会建设的动力、目的和内在机制的过程。社区治理的创新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农村社会“善治”的发展，为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发展农村社区福利创造条件。

　　从实践的方面看，农村社区治理的创新既是遏止当前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农村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社会难题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再造农村社会秩序，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回顾历史，在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由集体经营管理的人民公社向个人经营的土地承包制转变，以及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向乡镇和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之后，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在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挤压下，面临着社区空心化、社会原子化、价值失落和文化衰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转型危机。这些危机不但造成了城乡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群众自我保障能力差、抗御疾病、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低，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部分群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社会秩序失序问题大量存在，农村社会建设面临严峻局面。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在单一的政府治理下无法适应复杂社会问题的弊端，也深刻地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发展一种新型社会管理运行机制，适应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已成为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新要求。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张的现代性和市场化的经济深刻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原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人们信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强调经济效益、追求个人权利并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所取代。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国家向个人、中央向地方、行政体制向民间社会释放更多的权利空间，要求后者承担起更多的自我责任；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大大地增加。在这些变化的推动下，把社会管理的权能由政府管控的行政官僚体制转变为由众多社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制，使社会的管理运行由一个行政主体变为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协作的社会治理过程，让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和自身权利的实现能够在沟通与合作的场景中得到实现，就成为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社区治理创新来推动农村社会建设，改变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农村经济个体化和村庄衰落的局面，为乡村复兴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案和途径，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