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斌，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bin＠csu.edu.cn。

　　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从1999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49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10.64％，10年后的1959年为18.41％，1969年反而下降到17.5％，1979年微升至19.99％，1989年上升到26.21％，1999年为30.89％，2009年快速升至46.59％(国家统计局2013)。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学界大多认为，城镇化是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是流动人口向城镇转移、聚集、生存、发展、扎根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传统小社区中的人口向以异质化为特征的开放的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Rudan et al. 2008)。

　　对于1989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快速城市化结果，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工业化快于城镇化的一次追赶性修补。这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迟迟不能全方位改革，以致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的工业化速度快于城镇化速度，需要后期加速城镇化，以便与工业化率保持平衡(孙立平200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1999年以后城镇化速度过快，目前已经出现了“伪城镇化”迹象(江易华2012，第109—111页)。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广泛存在“去历史、去文化”和“千城一面”现象(杨平2013，第05版)；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现实严重挑战了现有的户口制度。“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达到26139万人。实际上，到2012年底，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特别低，非农户籍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7.6％(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面对这一尴尬局面，一些学者认为，由农民工常住城镇所形成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张翼2011，第14—26页)。然而，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村人口的流入，以及观念和政策的变更。

　　理论假设与数据来源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 托达罗认为：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与就业概率成正相关，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就越大。第二，农村劳动力依据自己对城市就业机会的了解而做出迁移决策。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其就业过程会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后，首先是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中工作，作为个体商贩、非熟练服务人员、非熟练手工业者、非熟练建筑工人等；而到了第二阶段，他们从“城市传统部门”中游离出来，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找到固定工作(转引自杨风2008，第10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到达平衡点以后，城乡经济往往会实现统一，“二元经济”最终会发展成“一元经济”(威廉·阿瑟·刘易斯1989)。

　　应该说，首先，中国流动人口近30年来始终在“二元经济”结构中运行。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1982年至2009年，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0.6％增加到15.8％。从绝对数上看，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11亿，2012年达到2.36亿(马建堂2013)。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中从农业部门流出的人口逐渐占绝对优势。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76％(韩俊2010，第14—17页)。2010年，在2.21亿流动人口中，农村户口占86.7％(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1)。从分类流动率上看，农村人口流动率已经接近城镇人口的流动率，前者为21％，后者则是23.7％(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其次，中国的城市体系由不同级别和规模的城市构成。在这一体系中，等级不同、规模各异的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异。中国城市体系从行政等级上划分，大致由7个高低不同的等级构成：首都北京为第一等级；上海、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为第二等级；15个副省级城市①为第三等级；17个省会城市②为第四等级；182个地级城市为第五等级；446个县级市为第六等级；其他的各地的建制镇为第七等级。③

　　依据上面分析，我们提出理论假设一：农村流出人口的流入地应该集中于具有较强拉力的核心城市，即处于等级位置较高的城市。而处于等级位置较低的经济末端边缘城市往往难以大规模吸纳农村流出人口。现有调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流动人口中有72.9％至94.7％流向了城市，流向小城镇和其他乡村地区的仅为5.3％至26.7％(钟水映2000，第27—31页)。在浙江省范围内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有49.4％的农民想流入到省会城市(李金昌、杨松2004，第48—55页)。

　　另外，鉴于农村与低等级城市之间的同质性程度相比高等级城市的同质性程度高的特点，我们又提出理论假设二：流入低等级城市的农村人口比流入高等级城市的农村人口有更好的融合性，即流动人口的有效城市融入最先发生在低端城市。有学者提出，“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任远、乔楠2010，第11—20页)。有学者通过概括社会融合应该包括职业稳定程度、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添置房产意愿、拥有户口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等众多内容，进而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四个方面的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第1—25页)。

　　尽管城市融入包含众多维度，本研究有理由认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工作上的融入，其次是收入上的融入，再次才是主观归属方面的融入。我们提出的判断是：如果在特定居住区域内的居民，不论其是非农户口、城市当地有效户口，抑或是农村户口，只要他们在“工作状态”维度上有大体的一致性，我们就认为不同性质户口居民之间有了比较好的城市融入。本研究使用“全职工作”、“半职或临时工作”、“无工作”三个指标来说明工作状态这一变量；使用“周工作时间”指标对工作状态变量作进一步矫正；使用“个人收入”指标来说明收入上的融合。如果农村户口居民与非农户口居民收入上的一致性程度高，则表明收入融合程度高，反之则低。我们根据实际数据和研究需要将城市分为5个类别，即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与集镇。另外，在综合分析中，为了探究户口制度在有其他关键变量在场情况下的影响力，我们引入了反映人力资本的核心指标——教育程度。最后，我们将户口、教育程度与城市类别综合分析，探究这三者分别释放出的影响力。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库，鉴于CGSS调查项目④采取的调查方法是以地图法⑤作为实地抽样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将所抽取的区域内的不同性质户口的居民一并纳入到抽样框中。因此，CGSS数据具有很好的推断总体的能力。本研究主要利用CGSS数据库中居民户口状态、工作状态、收入、所在城市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相关数据，着重探究抽样区域内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与非农户口的居民在工作与收入维度上是否存在统计差异，进而探究户口变量对工作状态的影响力大小，由此判断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融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