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内容提要】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多从生活领域出发，忽视劳动领域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出发，分析了劳动与劳动者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工作满足感、劳动公平感、是否遭遇工伤、收入与工作自主性的相互效应对其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还呈现出职业和工作单位类别的差别。提高劳动者的幸福感不能只关注诸如收入增加、福利供给等因素，还应关注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谐的劳动关系和有保障的劳动权益。

　　【关 键 词】幸福感；自主性；工作满足感；公平感；工作动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人民生活的幸福就日益成为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研究论文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把“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总体目标的25年间，以“幸福感”为关键词的论文仅有457篇，但从2006年开始到2013年短短的8年间，以“幸福感”为关键词的论文达到5227篇，对幸福感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热门话题，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并以此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张爱莲、黄希庭通过对国内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研究都证明经济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①张学志、才国伟的研究表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或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并不一样，其影响在低收入群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更为显著；②而官皓的研究认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比绝对收入更为显著。③经济学的视角除了关注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还关注诸如房产、投资等财富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④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层面，张羽等人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展现了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多种关系。⑤在社会结构层面，何立新等人发现，社会的贫富差别对幸福感有影响，⑥王鹏描绘了基尼系数与幸福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⑦张军华则揭示了城乡二元差异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⑧

　　从人口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个体特征、人格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孙凤的研究证明了职业、收入和性别对幸福感有影响；⑨袁正、夏波的研究发现，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⑩张建卫发现性格与高层管理人员的幸福感有关系；（11）李静、郭永玉则认为，金钱是通过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心理变量对幸福感产生影响。（12）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的学科差异、兴趣不同、研究数据来源不一致，呈现出视角的多样性和结论的差异性是不足为奇的，正是这些多元且有差异的研究为更加深入的认识幸福感的产生和变化提供了广泛的知识基础。

　　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或者说人们开展各种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如果把人的全部活动简单的划分为生活和劳动两个领域，那么不难看出，既有的幸福感研究大多数都把视角放在人们的生活领域，或者说在人们的生活领域寻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而从劳动领域来研究幸福感，或者说从劳动组织、劳动性质、劳动权益等方面研究幸福感的则不多见。即使有少数研究触及到劳动与幸福感关系的话题，但对劳动的分析维度也相对单一，要么只关注工作特征的某一客观方面，要么只关注工作评价的某一主观方面。例如，孙凤专门对职业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3）；杨扬专门分析了工作需求、工作控制与幸福感的关系（14）；张进、马月婷分析了幸福感对与工作效能的影响（15）。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关于劳动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其样本往往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职业，缺少基于全国性随机样本数据的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在人的全部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劳动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因为人类要从事社会、政治、科学、文化、艺术等活动，首先必须能够生存。而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劳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6）第二，人的类特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7）而“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18）劳动不仅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还促进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的类特征的充分实现取决于劳动的发展。马克思称赞劳动为“社会的太阳”，指出“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劳动这个太阳运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19）

　　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的重视为开展幸福感的研究指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我们在关注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不应忘记收入是劳动的结果，收入应该与劳动相结合才可能深化对幸福感的研究；在我们关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时，不要忘记劳动关系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在劳动关系中的位置和关系体验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出发，探讨劳动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以下简称CLDS）。该项调查针对15—54岁的年龄人口开展，其随机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港澳台、西藏、海南）的303个村居（其中村171个，居132个），共完成10604个家庭户问卷（其中村家庭户问卷5985户，居家庭户问卷4619户）和16231位劳动力个体问卷。该项调查对劳动力做了雇主、雇员、自雇、农民四种业态区分，本文仅以在职劳动者为对象展开对劳动者幸福感研究，纳入分析的有效问卷为4442份。

　　二、变量与测量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存质量进行评价的全面肯定程度，幸福感研究可以分为个体幸福感研究、家庭幸福感研究、国民幸福感研究三个层面，本文研究的是个体幸福感。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在职劳动者的幸福感。对幸福感的测量分单一量表和多维量表，单一量表是要求被访者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评价，多维量表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分析逻辑将生活内容分解为不同的维度，要求被访者对各个维度的问题作出回答，例如邢占军就建构了一个由10个维度40个项目组成的幸福感量表，（20）不过幸福感的复杂性使研究者在如何分解幸福感的维度上难以达成一致。尽管这两种测量各有优势，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幸福感测量仍然使用的是单一量表。

　　幸福感是复杂的主观自我评价，因此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评价势必存在差异，学术上将此称为自评异质性。有学者希望能将人们的幸福感比较基准调整到同一起点，俗称找“锚点”。例如，王广州等人尝试的办法是要求被访者同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问题1（测量自评幸福感）：请给您目前的家庭幸福感评分（最高为10分，最低为0分）；问题2（找到幸福临界点）：在对幸福评分中您认为几分以上是幸福的（最高为10分，最低为0分）。然后通过计算调整系数来校正自评幸福感得分。具体做法是，先任意选择一个数值为调整基准（比如“6”），然后用调整基准值除以幸福临界点值，得到调整系数值；再用问题1的幸福感评分乘以调整系数值即获得最终得分。（21）

　　这种做法看似找到了比较幸福感的“锚点”，但却迷失了比较的终点。因为根据自评幸福感测量的利克特量表，是一个从很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赋值序列，王文使用的是从0—10的赋值序列。虽然每个人对多少分才算幸福的起点，其评价确实会不同，难以直接比较，但在一个两端封闭的赋值区间，对“非常不幸福”的0分和“非常幸福”的10分的两端极值评分还是可以比较的。如果按王文中的“锚点”计算，即便两个被访者都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填10分，但由于“锚点”的调整系数不同，最后调整得出的幸福感是不同的。其结果是幸福感起点越高的人，自评幸福感的调整值就越低，在整个样本总体中，他们始终排在幸福感相对较低的位置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自评健康等主观问题的学术研究中，“锚点”的运用已被普遍接受，但在幸福感研究中仍不多见，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幸福感自身的复杂性导致无法像自评健康那样，通过某种简单、客观的情景设定来寻找“锚点”。

　　2012CLDS的幸福感测量与目前大多数大规模社会调查一样，对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的仍然是单一量表，其测量是：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过得幸福？

　　很不幸福1—2—3—4—5—6非常幸福”

　　需要指出的是，幸福感测量通常采用的都是单数值分类，比如从1到5、从1到7、从l到9、从0到10，但是2012CLDS使用了从1到6的双位数分类，其考虑是避免被访者对中位数的居中选择偏好。

　　表1是2012CLDS的调查结果，不难看到，填“很不幸福”的只有2.38%，填“非常幸福”的有19.82%。如果把幸福感赋值中的1、2分归为幸福感“低”，3、4分归为幸福感“中”，5、6分归为幸福感“高”，那么分别占总体的6.73%、46.86%和46.41%，总体的幸福感均值为4.29，处在中上水平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