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验研究的两大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研究泛指应用经验材料进行的分析研究，经验材料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文献资料，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从方法论层面划分，这些经验研究方法都可归为两大范式：实证性经验研究和阐释性经验研究。

　　1、实证性经验研究秉持一种自然科学式的科学立场，社会事物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认识的，研究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科学规律。为此，研究者必须自觉地摒除自己的情感、直觉等一切可能影响客观、理性、严谨地认识社会事物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区隔”。在实证主义认识论中，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脱离时空条件存在的，时空条件只是客观规律的表象，而表象是不可靠的，是会随时变化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普适真理。这种认识论是与古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它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研究过程坚决排斥主体对研究对象任何形式的主观介入。在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实证性经验研究发展出了非常缜密的方法体系，对研究过程进行严密的规则约束。研究者相信，只有严格遵循科学方法才可能得出真实、准确的认识，建立真正的理论。

　　尽管一直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证性经验研究仍然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其方法体系也在因应各种质疑和挑战中发展得日益复杂，技术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结果：在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技术化的同时，本来以发现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实证研究反而陷入日益碎片化的境地，很难形成较宏观的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宏观认识，即使是“中层理论”也同样碎片化。纵观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除了对既有理论进行修补填充外，它既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把握，也无力建立创新性的理论体系。虽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其自身因素无疑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同样处于这种困境，加上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边陲”位置，这种困境更加严重。实证研究变成用西方研究方法切割中国经验回应（验证、修补、填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相信社会科学形成的“真理”是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只在于社会事物的表象层面，而本质规律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具体到农村研究领域，则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热闹展演，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本身是什么，这些研究无法做出回答。

　　米尔斯曾经批评过于依赖方法的实证研究陷入了“方法论的抑制”，即“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1]。而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除了同样陷于“方法论的抑制”之外，还被“理论的抑制”所束缚，“理论的抑制”的意思就是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决定了其进入生活经验的视野，只有那些有可能对理论建构有用的经验现象才能进入研究范围，经验现象被严重地割裂了。也就是说，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抑制严重制约了国内实证性经验研究的发展。

　　2、阐释性经验研究反对实证研究那种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有本质区别，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思想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人，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把研究对象“物化”，换句话说，人类世界不像物质世界那样存在本质性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能够认识和把握到的只能是人主观建构出来的意义系统，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就不是要解释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阐释人类世界的意义。与实证研究认为客观真理可以脱离具体时空条件而普适存在的认识论不同，阐释性研究强调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生活赋予意义是受一定的时空条件约束的，对意义的阐释必须结合特定情境实现，因此，阐释性经验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亲自进入研究现场。同时，由于意义是行动者自己赋予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放弃实证研究的客位视角，而转换为主位视角，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其释义系统。阐释研究要求研究者保持对生活世界的足够敏感，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参与到行动者的释义系统中，成为其编织的意义之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研究者需要在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保持高度的自觉和敏锐，捕捉研究对象提供的所有细节，然后将这些细节整合进阐释逻辑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阐释性研究非但不反对实证研究中极力摒除的主观介入，反倒很依赖主体的感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阐释性研究一般会比实证研究表现出更鲜明的“灵气”的原因吧。

　　阐释性研究也难逃方法论的质疑，最主要的就是“主体间性”的问题，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与研究对象是不同的，那么研究者如何能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呢？即使暂且“悬置”这个可能动摇其合法性的诘问，阐释性研究也面临其他一些困境，赵鼎新曾经指出“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存在三个弊病：一是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二是这种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三是，因为这种解读传统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2]阐释性研究还极易陷入自说自话“过度阐释”的泥潭，由于过分排斥实证研究的客观立场，缺乏实证研究那种对事物内在机制的理性分析，导致研究者容易被事物表象束缚，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意义关联取代了事物本身实践逻辑上的关联，即本来可能是毫不相关的东西，却被研究者强大的建构能力关联在了一起，这样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误读。

　　国内从事阐释性经验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与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过于薄弱相比，他们的理论建构能力很强，这既是其优势也是其弊端所在，正如赵鼎新批评的，由于过分看重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进行理论对话，导致这些研究很难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性把握，而缺乏整体性关照的深度经验（即“深描”）同样会导致对现实的片面认识和误解。这也导致经验本身变成了工具，服务于研究者的理论旨趣，其本体性意义反而被忽视了，这在当前一些个案研究中表现非常明显。因此，同实证性经验研究一样，这种经验研究也无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其理论抱负同样也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