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治李善《文选注》，首当明其体例。所谓体例，即著作的编写格式或文章的组织形式。如《宋书·傅隆传》云：“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又，清·恽敬《答来卿书》云：“而其用意用法之巧胜，有不可胜求者，略举数篇，以为体例。”

　　选学注释之体例，前人早有论及。清人张云璈撰《选学胶言》有“注例说”之条，开“文选学”研究李善注释《文选》体例之先河。张氏云：

　　李氏之注《文选》，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则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注之阑入李氏者，不可得而知也。且非五臣注而阑入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例者何？如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凡此皆李氏注一定之例。其后转辗合并，过相羼杂，往往舛错，几不可读。显庆奏上之本，无复庐山真面矣。

　　体例之外，尚有义例之说。清人钱泰吉在其《曝书杂记》卷下开辟“《文选》注义例”条。所谓义例，指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唐人刘知几《史通·六家》：“太原王劭又録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宋人赵与时《宾退录》卷五：“唐五代史书皆公（欧阳修）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清人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余编《桐城文録》，义例多与存庄手订。”可见钱氏义例之说，与通常所谓体例之说同。钱氏云：“李氏《文选注》自明注例，散见各篇，录之以为注释古书之法。”并总结李善注义例一十五条。可见，钱氏搜寻善注之义例，不仅着眼于李善注《文选》之法，而要由此明了李氏之法为古籍注释服务之用。

　　清人梁启超先生亦使用义例之说。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中说“凡名家著书，必有预定之计划，然后驾驭材料，即所谓义例是也。但义例很难详细胪举出来，全在好学者通观自得”。

　　此外，对《文选》之体例尚有论及者，如近人高步瀛先生在《文选李注义疏》中云：“张云璈《选学胶言》有注例说，钱泰吉《曝书杂记》有《文选注义例》，所辑皆未备。步瀛尝为订补，具《别录》中。”高氏取张、钱之说，赞同二者注例之论述，且别为专书《选学举要》，辟“李注略例”一节，论述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