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关键范畴，曾在先秦道家哲学中被赋予至上本体的意义，宋明理学中，在由韩愈首倡、程朱加以发扬的“道统”思想里，“道”则指儒家学术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道家的“道”，其与“理”（或曰“天理”）这一理学基本范畴形成了较复杂的关系。

　　据《说文解字》，“理”的本意是指对玉石的“剖析”打磨。在其具备了丰富的哲学意蕴后，衍生出“天理”一词。如《礼记·乐记》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在此，“天理”被确定为人的根本规定，具备强烈的伦理属性。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对“天理”或“理”有了更为丰富和系统的阐释与发挥。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学说，被朱熹充分地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系统。“理”由此被提升为哲学领域里的最高本体范畴，如朱熹所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认为“理”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对人伦与物理的本质的高度概括。“道”这一范畴自先秦以来就有形上意义，它在理学中与“理”的关系如何？

　　朱熹曾详细解说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从 “理”字的本义，“纹理”、“条理”、“腠理”或“分理”等来理解“道”与“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道是统目，理是细目”，“道”如“人所共由之路”，“理”是其下的分支，是作为最高哲学范畴之“道”的细化与体现，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总则与细则的关系。所以当弟子胡泳问“道”与“理”如何分别时，朱熹说：“‘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并且“‘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故而“‘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但他在答王子合的书信中，又说：“道即理也”，强调“道”、“理”之间在本体论上的终极一致性。“道”乃人世间所有通行哲理、伦理与物理的“统名”，“理”则是这一“统名”在具体生活事务（主要是“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和相关事务）中的分别展现。究其实质，二者同一。这里，“道”与“理”的关系似乎是“理一”与“分殊”的关系。

　　“理一分殊”是朱熹十分重视的命题。按照陈荣捷先生的看法，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实际上应读去声，指义务、所得份、赋受。朱熹对程颐所提出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他说：“‘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 ‘理一分殊’处。”此所谓“一实”即“理一”；“万分”乃“分殊”，为“一理”在具体的万千事物中的分别体现。“理一分殊”与“道”、“理”这一组范畴之间的关系，或可依朱熹本人的意思，在伦理与性理两个层面加以解析。

　　从伦理的层面看，“理一”乃“统一的道德原则”，与作为“人所共由之路”的“道”含义基本相同。这个原则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分”则是“细目”、“条理界瓣”，即“分殊”，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对应的是朱熹“道”“理”之辨中的“理”。

　　朱熹还曾以太极观念从性理的层面解释“理一分殊”。太极为“本然之妙也”，即“天理”，“万物统体一太极”即是“理一”；“一物各具一太极”则为“分殊”。对照朱熹的“道”、“理”之辨来看，前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乃是作为“统名”的“道”；后者则是作为“细目”与“理脉”的“理”。在事物的具体性质与规律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其特殊性并不妨碍事物在最高原理上的同一与统一。

　　显然，“道是统名，理是细目”的“道”、“理”之辨与“理一分殊”的观点十分相似。但由于朱熹对 “道”、“理”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多，前者比起后者来较少引起学者的注意，因而没能在学术史中产生应有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