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自隋唐起，对《文选》的正文、注释等相关研究便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世人谓之“文选学”或“选学”。

　　《文选》版本研究是文选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当今选学研究中极为重要和复杂的课题。《文选》版本分为刻本、抄本两类，其中抄本主要是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古写本和分藏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日本抄本，合计约有四十多种。《文选》抄刻本研究各有侧重。刻本研究对象是宋刻本及其衍生系统，故其选学建构的时段一般限于宋以后。抄本研究对象多为唐或唐前本，其建构的时段则在宋前，如P.2528为唐写本，P.4884、P.2707、P.2543为六朝本，依据这些抄本便可建构、还原唐以前选学史的发展。

　　《文选》抄本研究历史悠久。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901）、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1885）分别为国内外最早涉及《文选》抄本研究的著述。以此为界，《文选》抄本研究已有百年之久。然得益于出土文献和异域文献的不断发现，抄本研究历久弥新，已成为文选学最为前沿的研究分支，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如何认识这百年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也成为应有之题。

　　百年《文选》抄本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对《文选集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文选集注》现有专著三部、论文140多篇，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编纂。《文选集注》原卷分散在日本各地，先后由罗振玉、京都大学、周勋初编纂出版，其中以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最全。（二）校勘。这方面日本的研究较为深入，代表论述有斯波六郎《旧钞本〈文选〉集注卷第八校勘记》、富永一登《新出〈文选〉集注本残卷校记》等。（三）成书研究。大致形成了编于中国说、编于日本说、编于中国抄于日本说等观点，相关论述可参见刘志伟《〈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四）《文选集注》所收五家注研究。斯波六郎、邱启鐊、狩野充德、王立群、金少华等均有相关论述，各家或单点深入，或探讨争议，对《文选集注》与李善注原貌之关系、《文选钞》的作者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其次，对《文选集注》以外的数十种日本抄本展开积极研究。日本抄本除《文选集注》外，其余均散藏于各地，未作统一纂辑，然屈守元、王立群、傅刚、阿部隆一、斯波六郎、中村宗彦、陈翀等均就经眼之卷积极研究，在日抄的断代、异文、谱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国内以傅刚《文选版本研究》最为重要，国外以陈翀的研究最为前沿。

　　再次，对27种敦煌抄本的编纂和基础研究基本完成。就编纂而言，国内外先后出版《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秘籍留真》等六种图版著作，将现存27种敦煌抄本全部收入，其中以《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最全；基础研究方面，刘师培、王重民、饶宗颐、罗国威、傅刚、富永一登等学者对敦煌抄本的断代、拼合、性质、校录作了大量研究，共校录《文选》抄本25种，现存《文选》抄本仅余两种未校，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五等论》和日藏《辨命论》，其中以罗国威校录最多（15种），以饶宗颐和富永一登最为细密。

　　最后，进行抄本与抄本、抄本与刻本之间的综合比较研究。这方面文章较少，代表著述有中村宗彦《本邦古钞本〈文选〉卷一管见》、王立群《敦煌本李善注〈文选〉研究》、傅刚《从〈文选序〉几种写抄本推论其原貌》《据日本现存写抄本讨论刻本前的〈文选〉面貌兼论写本与刻本的关系》，以上诸文均为多版本的综合研究，在研究范式、学术实践上都具有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