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泽渔隐”是南宋陆游早年的别号之一，在传递诗人对一蓑烟雨的渔隐形象审美偏好的同时，也体现了贯穿诗人一生的仕隐矛盾。因不如“放翁”常用和著名，在对陆游的研究中，这一别号被很多学者忽视了，大多研究文献对此号也仅仅是提及，并无具体分析，也未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解读。

　　“笠泽”与笠泽水域

　　“笠泽渔隐”之“笠泽”为古地名，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的“笠泽之战”：“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而后，赵晔在《吴越春秋》中描述此战，言道“越王追奔攻吴，兵入江阳松陵”，魏郦道元《水经注》云“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东则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经笠泽，在吴南松江左右也”。据此，“笠泽”当指松陵以南，吴淞江（松江）源头一带。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下·湖第一·事对》“笠泽”条则曰：“《国语》：吴越战于五湖，直在笠泽一湖中战耳”，以 “笠泽”指太湖，这一说法在唐宋时期也颇得人认可。所以，古人用到“笠泽”，或指太湖以南松江上游地区，或指太湖。晚唐陆龟蒙在太湖边有祖宅，居于此时创作《笠泽丛书》四卷，即属以其地命其文。

　　“笠泽渔隐”一号最早见于隆兴元年（1163）《跋杲禅师〈蒙泉铭〉》一文。考陆游行迹，他于绍兴三十年（1160）自闽归杭，三十二年短暂罢归江阴，隆兴元年也曾自都还里。这一时期或在都中，或在绍兴，距笠泽水域其实颇远，若说联系，杭州绍兴一带为古越地，笠泽之战为吴越间战事，勉强拉得上关系。但以宋人尤其江西诗派讲求出处来历的习好，陆游本不该名已为“笠泽”，所以笔者认为，陆龟蒙之“笠泽”，恐怕才是陆游如此名己的最主要的原因。

　　“笠泽”与《笠泽丛书》

　　陆龟蒙在《笠泽丛书》序中曾详细记述该书的编纂情况：“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泽之滨……体中不堪赢耗，时亦隐几强坐，内壹郁则外扬为声音，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为丛书。”

　　这部丛书诗赋铭传杂糅，体裁既碎且散，共同之处是“内壹郁而外扬为声音”，虽有对闲居生活、隐逸情怀的抒写，但要说是“主要反映其闲适生活中的淡泊情趣和飘逸韵味，追求心境的平静和超然”（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恐怕不确。朱衮《笠泽丛书·后序》言其为文“一归于尊君爱民，崇善沮恶”；元好问《校〈笠泽丛书〉后记》称其“标置太高，分别太甚，锼刻太苦，讥骂太过。唯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轮叩马，则奋髯抵几，以柱后、惠文从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更能得甫里先生之旨。

　　王锡九指出，陆龟蒙的这一系列诗歌“在叙写闲居生涯、抒发隐逸情怀时，由自己的落拓潦倒、穷困不偶，联系到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陆龟蒙诗歌一个突出的表达方式，似乎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体式”。纵观《笠泽丛书》中的作品，陆龟蒙也确实是有意识地在探讨这个乱世的诟弊，且因其卧病笠泽之滨，他本身的贫寒处境也是那个凋敝时代的缩影，这就让《笠泽丛书》整部书充斥着一种忧患意识，而绝非单纯的渔隐情怀的表达。

　　陆游使用“笠泽渔隐”一号时，与陆龟蒙遭际有相似之处。就个人言，陆游绍兴二十四年以省试第一的身份参加殿试，结果因得罪秦桧被黜落，绝望于科第，至绍兴二十八年，34岁时才得到福建宁德县主簿的官职，虽两年后得以回都中任职，但辗转下吏，乾道二年（1166）更因“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免。就国家言，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三十二年高宗传位于孝宗、隆兴二年张浚北伐失败，宋金战事不断，而最终以屈膝议和结束，陆游也因此罢官。仕途的不顺畅、主战派的被排挤，让他在对仕与隐的思考中难免产生归隐的想法，而对国家前途的关怀、还我河山期望的受挫，更令他的“渔隐”背后包含着为现实所迫而不得不借隐逸以自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