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焦点，《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百代之中》）堪称此领域的又一力作。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作者蒋寅十余年来对中唐诗歌研究的总结。

　　与其他中唐诗歌研究著作相比，该书始终坚持“回归文学”的研究基调。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文学研究为何要强调“回归文学”？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很难进行“文学”或“非文学”的区分。所谓“文史哲不分”一直以来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被要求具有的基本学科素养。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兴社会科学理论彼此交融借鉴，文学研究逐渐被蒙上了“文化研究”的面纱。作者在后记里发出这样的感慨：“许多学者懂美学，懂各种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懂史学和各种文化理论，甚至很熟悉文学史，什么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不懂文学。”这种担忧涉及时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深层次问题：跟风式的文化学、女性学、艺术心理学，让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方向。

　　《百代之中》中并不排斥新兴理论和交叉学科，比如在对权德舆早期诗歌创作及其赠内诗的相关讨论中，作者娴熟地使用了女性学、艺术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又如在对姚合“武功体”诗歌的分析中，也灵活借鉴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成果。该书最可贵之处，就是清晰地区分了视角和论述本体之间的分野。对于权德舆诗歌的解读，作者依然将重点放在作家本体研究与诗歌内容解读之上；而对“武功体”的讨论其实并没有超出传统“诗体”研究的范围。作者在书中用清晰的论述脉络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回归文学”的研究，就是要把研究的对象紧紧锁定在作者与作品之上，而非过分用力于看似精彩的文化背景阐释。

　　在论述中，该书很好地处理了“诗歌史”与“诗人本体”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以往的诗歌史研究中，文学史实与作家之间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出于叙述的方便，更多的研究者会选择强调突出史学线索，将作家作为一个节点融入文学史的流变之中。而该书却始终坚持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史存在，任何一种风格和表现手法都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作者认为，正是这种诗人与风格独立性的存在，才使得诗歌史在各个迥异时间点上都具有不同的价值。不过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百代之中》具体到对每一位中唐诗人的讨论，都充分考虑到了他们在诗史上的存在意义。在作者看来，孤立地空谈某一位诗人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没有任何的意义，所有的风格特色都必须放入宏观的文学史中进行对比考量，不能忽略其因超前、流行、滞后的时差带来的价值差异。如在《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一篇中，作者就准确指出孟郊在中唐文学复古运动中兼具先行者与传承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孟郊诗歌创作中强烈的主观色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中唐文人阶层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

　　《百代之中》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中唐诗学的新变。这一点从书的题目就可见一斑。“百代之中”一说本自佛典，清人叶燮借以形容中唐文学的新变，说：“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作者恰恰在书中抓住了中唐诗歌新变的关键，即中国古典诗歌从此开始走向更内在的纯粹艺术创作。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将中唐诗歌视为宋诗之滥觞所在，书中无论是孟郊个性化的独白，或是李贺奇诡的修辞表达，抑或是韩愈七古的反律化倾向，无不预示着宋诗时代的来临。在全书的最后一篇中，作者借对韩愈诗歌的解析指出，中唐诗歌变革代表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萌发。他认为，所谓“文学现代性”不是一个与“古代”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一种对于前代已有创作规律的突破与创新。中唐诗歌中的现代性征兆并不代表着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现代，而是一种为后世勃兴埋下的伏笔。

　　当然金无足赤，该书对于中唐诗歌史新变的探讨还只限于主要的典型作家，而对于当时整个诗坛的新变并没有进行全景式的分析。然而瑕不掩瑜，《百代之中》凭借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解，依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近当之无愧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