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实现其理论创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在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个问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扎实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观照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更在于方法论自觉，即在方法论自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方法论自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编译局、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国内主要报纸、学术刊物的主编、编辑近260位专家，围绕“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原则”、“中外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前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方法论自觉以问题意识为前提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哲学要实现批判、改变现实事物的功能，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因而，忽视现实社会的学术研究，只能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具有此种现实性品格，学术思想才能始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嬗变和完善自身。那么，关注现实是否仅仅流于空泛的观察或无奈的关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不仅是最困难的，也是最迫切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为这个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方向；问题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理论把握了现实，而且吹响了理论改变现实的号角。因而，问题意识必须避免一切走向肤浅或天真的浏览式表述，必须突破囿于文本的概念演绎，从实践中抓住现实需要的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的前提。什么可称之为问题？问题不是漂浮在空中的主观认定或概念推演，其来源只能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冲突。意识本身不能作为现实判断的根据或支撑，恰恰不同的是，意识是来自于客观现实的、由“苦恼的物质利益”所产生，因而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逻辑关系中去寻求理解。揭开神秘的面纱，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现实存在来理解世界的时候，一切玄虚的学术体系都能找到本源的可理解的现实土壤。由是，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去“制造”问题，那么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伪问题或者空洞的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时代精神主题化”。二战结束之后，人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跃迁，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重要阶段。相比“资产阶级时代”所实现的转变——从“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我们的时代”不仅实现了“量的扩张”，更为显著的是时代鲜明的“质的飞跃”。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的第一生产力，“信息化”代替了传统的生产劳动资料；随着新科技、新工艺代替自然资源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式开启；随着“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国际关系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进入了既斗争又合作的多极国际关系；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时代性鲜明的挑战——“让……存在”。这不仅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即水、空气、植物、动物、文明等，还关乎人类自身的存在。因此，“让……存在”不仅是“容许”，达到其存在的程度，还需要“保护”，形成让其存在的自觉。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人类具有了既能够自我“毁灭”也能够自我“拯救”的能力。这种两极分化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使其陷入了“非历史”或“超历史”两极对立的深渊，只是抓住“好”或“坏”的某一方面以“辩证词句”阐释历史的现实与未来。

　　这种单向地将“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而且，现实所趋向的不是那种极端分化的思想，必然是根植于现实且超越现实的，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思想。要将“理想”的思想付诸现实，就必须变革当前存在的现实，使之从“让……存在”达到“使……存在”。这就需要以革命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洞察“我们的时代”，使“理想”的思想变成一种物质力量，成为现实的批判武器，推进时代的变革。对此作者认为，“我们的时代”之人类文明最需要形成的基本哲学理念即是“人之自主于行知进退之间”。其一是“趋利避害”，不仅需要厘清何为“利”、“害”，还需要从整体与局部、长远与暂时、根本与非根本的维度权衡利弊。其二是“美美与共”，这要求各个国家、民族摒弃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和平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是“实践创新”，即通过变革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人类文明形态，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文明理念。其四是形成“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思时代问题，创建凝练“我们的时代”的哲学理念。因此，哲学要超越非批判的形式主义态度，保持形而上的自觉，实现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保持批判意识的自觉，并且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雄认为，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焦点在于经济问题，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但这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任务，而是需要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学科间对话，通过直面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新学科的发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前提。

　　（1）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回到苏联的传统，也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虽然做过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缺乏系统的学理考证。作者认为，需要梳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深刻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对象进行理论反思，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追问。它不仅需要充分发挥经济学作为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而且需要从政治与哲学的视域把握经济的发展。这样，理论家们就是站在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去探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运动。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实践变革性，能够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

　　（2）通过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变革历程，反思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往所构建的唯物史观是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线路的分析，突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继承和超越。现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告别以往教条化的理解，将唯物史观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进行阐释。反思现代性，必须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继承其以思辨的方法和思辨的逻辑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圆圈式运动，尤其是黑格尔绝对哲学从整体主义精神以及对市民社会的深入研究出发，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因此，推进当代唯物史观的发展，应该回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路向中，弘扬法哲学所具有的“历史哲学价值尺度的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追问”，以及“深刻的历史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辩证运动的哲理”。

　　（3）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直面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重点开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反思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目前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两个相同的问题，即偏重西方文本的阐释；不接地气，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以至于在中国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在场。这意味着，尽管进行了多年的系统研究，但是由于没有经历资本和货币化世界的冲击，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堪忧。因此，必须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向，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致力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弘扬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依据新的实践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拯救碎片化、形式化、感觉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