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面临相同困境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自以为从中国文明中学习了“大道”。日本长期热衷于阴谋诡诈和兵法，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当中日发生冲突时，他们自以为是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阴谋诡诈对付中国。

　　事实上，中国文明的精华不在阴谋诡诈，而在于堂堂正正和光明磊落。即便“兵不厌诈”为中国兵法的基准，但超越底线的阴谋诡诈从来不被中国人所推崇。日本人自认为学到了中国文明的精华，懂得“论语与算盘”。其实，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到的东西只是雕虫小技，并非根本。

　　近代中日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都面临西方势力东来所带来的压力。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觉醒，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日本同样经历了外来势力扣关、抵抗、打开国门等环节，只是由于人少地少等国情，日本很快走上了外向发展之路，力图在远东建设一个纯粹西方式的国家。

　　中国“中体西用”的发展道路是内敛的，尽量不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而日本脱亚入欧的发展道路是外向性的、进攻性的，大肆向欧亚大陆乃至世界进行侵略扩张。

　　日本处心积虑算计中国 

　　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就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自洪武年间起，朝鲜即为明朝和清朝的属国。日本向欧亚大陆扩张的第一步，便是将矛头指向朝鲜。1875年，日本派遣“云阳”号军舰入侵朝鲜江华湾，逼迫清政府做出选择：如果清政府承认朝鲜是其属国，就应该承担赔偿、道歉等责任；假如清政府不愿承担这些责任，朝鲜就不再是其属国。当时，清政府缺乏足够的外交经验，其漫不经心的态度给了日本扩张的机会。“云阳”号事件及稍后签订的《江华条约》，是日本在甲午战前使用诡诈之道算计中国的典型案例。

　　在中法战争期间，日本利用中国的危机，迫使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妥协。当时，清政府无力东顾，只得勉强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同意日本享有与中国派遣军队进入朝鲜的同等权利。这项约定与当时的特殊情形有关，也是日本趁中国之危而设的诡计。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平息，不得不向中国求救。作为宗主国，清政府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有帮助朝鲜平息内乱的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又对中国施展诡计，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劝说、鼓动中国向朝鲜用兵。中国在履行出兵责任时，按照1884年中日双方达成的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正式通知了日本。中国的做法光明磊落，但却被日本所利用。日本对中国出兵朝鲜欣喜若狂，认为找到了向朝鲜大举用兵的理由。日本随即设立大本营，迅速向朝鲜派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给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圭介的指示是，寻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一切机会，不惜以战争一决胜负。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李鸿章等人迅速决定与日本协商，希望按照十年前的约定，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况且，东学党之乱此时也已平息。然而，日本不仅不愿意接受，反而节外生枝，提出“共同改革朝鲜案”，其目的就是拖住在朝鲜的清军，不断激怒中国，寻找中日开战的契机。“共同改革朝鲜案”只是日本的一个谋略，并非真的关心朝鲜的内政改革。日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与中国开战，试图一举打垮中国、制服中国，赢取亚洲事务主导权。

　　为了激怒中国，日本不宣而战。1894年7月25日，日本悍然击沉为中国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近千名清军官兵命丧海底。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宣战，谴责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

　　“高升”号事件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最为赤裸裸的阴谋。中国政府之所以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作为运兵船，主要因为中国当时仍不想与日本彻底决裂。在李鸿章等人的认知中，日本未必胆敢对英国商船动手。遗憾的是，中国方面高估了日本政府的品质。日本政府充分利用了清政府的弱点，他们知道，即便击沉了这艘英国商船，英国人也不会为之抗议，更不会与日本反目，因为中英之间签有租用协议，所有责任均由中方承担。

　　“高升”号近千个生命成为日本阴谋的牺牲品。日本人选择这个时间点，选择“高升”号向中国发难，本身就是一个诡计。按照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的政治日程，慈禧太后将在当年十月“六十大寿”后，“荣退”颐和园，光绪将在此后全面接管权力。日本知道，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在中国当时体制下并非小事，在这一时间点向中国发难，除了以诡诈之道进行解释外，很难理解日本的用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