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价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图书本身的质量是否过关，对于读者来说，除了关注图书质量和水平之外，还会考虑是否“物有所值”，也就是图书定价问题。1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在“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座谈会”上提出了“图书定价要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消费能力”的要求。那么，对于学术著作而言，除了考虑读者的消费能力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定价问题呢？

    在我国现行书价体系中，一些优秀学术著作的定价明显处于偏低水平，而一些质量一般甚至低劣的著作，其定价却居高不下。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合理的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学术著作的定价依然习惯性地沿袭按印张分类定价的方法。

　　按印张分类定价方法是我国于1956年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图书产品的定价模式，规定“全国出版社一般书籍、课本正文的定价共分11大类26小类”。1989年改为按大类确定每印张定价幅度的办法。1992年，我国原来实行的按印张分类定价的计划定价体制得到改革，除中小学教科书等少数出版物仍实行国家指导定价之外，其他各类图书的定价权基本都已下放到书业企业。

　　按印张分类定价方法属于成本导向定价法的一种，由于能够较好地贯彻我国图书定价“保本微利”的基本原则，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以及出版行业的内容价值逐步被认识与发掘，按印张分类定价方法的诸多弊端开始凸显。按印张分类定价方法抹杀了智力劳动的复杂性，将高度复杂化的智力劳动简化为无差别的一般简单劳动。在这种否认内容价值属性的逻辑下，抄袭严重、粗制滥造的学术图书，只要其篇幅大、字数多，则印张多，定价就高；学者大家耗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专著，由于篇幅小、字数少，相应地，印张就少，价格就低。如此一来，机械地沿袭按印张分类定价方法，就会出现学术著作价格严重偏离学术著作价值的悖常现象。

　　学术著作定价是一把双刃剑。若定价过高，读者难以承受，必然会影响学术著作的广泛传播与有效消费，不利于学术著作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若定价过低，则难以“为天才之火增加利益之薪”，势必会挫伤学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那么，学术著作该如何定价？笔者以为，需要理性地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学术著作的学术含金量。这里的学术含金量，主要是指学术著作是否填补了空白点，是否有较强的独创性、前瞻性以及新颖性，是否首发，等等。学者应该心存敬畏之心，戒除浮躁之风，踏踏实实做学问，努力提高学术著作的内容含金量。这既是对自己职业、身份及尊严的维护，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尊重。出版者也应该努力把好关，努力提高编校质量与装帧质量，让读者感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当然，内容含金量的评判缺乏一个可以客观丈量的标准，这就需要借助相关学科领域内权威高、责任心强的专家力量进行公开、公正、公允的评审。

　　二是学术著作的内容特点与市场需求量。对于那些专业性较强、读者面较窄的纯学术著作，由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可以采取适度的高定价策略；对于那些通俗性与可读性兼备的学术普及类著作而言，由于读者需求量大，甚至有畅销的可能性，则宜采取合适的低定价策略。总之，要根据学术著作的内容特点与市场需求量的情况来科学定价，在价格与需求之间谋求一个良好的平衡点，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是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主要需要考虑作者的稿酬与印制成本，对于译作来讲，还涉及是否需要购买版权的问题。从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角度来看，稿酬等版权价值在学术著作的总成本中应该占据较大的比重，这样才是合理的。考虑学术著作的成本核算，可以弥补按印张分类定价模式不以实际出版成本为基础定价的弊端。

　　四是是否有出版经费资助。如果学术著作的出版有相关的经费资助，且这些资助基本能够负担学术出版机构的运营生产成本，那么学术著作就宜适当降低价格，普惠于众，更有利于广泛传播学术知识，既可以体现出版经费资助的主旨导向，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学术著作应有的社会效益。

　　当然，在科学、合理地制定学术著作定价模式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虚高定价、过度包装这两种错误的商业行为，彻底铲除学术著作定价中的毒瘤，净化学术著作出版的生态环境。

　　（《新华文摘》“读书与传媒”专栏编辑、副编审 刘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