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来，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广泛传播。中央对供给侧改革的频频表态，表明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它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我们的发展思路已由以往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更多地关注供给管理。

　　可以预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思路的转变将为军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军队建设适应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使命，为国家建设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提高战斗力。

　　拓展维护国家利益

　　军事理论研究先行

　　近代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将人类社会迅速推进到工业文明时期，国家利益被空前激活。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国际关系被叠加了技术关系，国家利益被添加了技术要素。知识产权、太空探索、网络空间、基因图谱、物种安全，都已成为国家利益的有机构成。此时的国家利益边界实际上已变动不居，模糊不清，传统的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其利益的交叉、重叠和冲突在所难免。美国甚至声称，任何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都可视同对美国本土的攻击。此种思想观念，反映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国家利益拓展要求相应的军事理论、军队职能必须与时俱进。而军队履行职能少不了武器装备、人才队伍和战略指导。人类科技进步运用于军事的历史，也是军事理论不断推陈出新、战争形态深刻更迭的历史。近代，随着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与军事革命交替发生，首先是在海权制胜的大炮巨舰主义影响下，拼火力、拼钢铁成为海战基本模式；其次是在机械化战争论影响下，闪击战、坦克战世所瞩目；再次是在空权论影响下，空地一体战广泛盛行；接着是在制电磁权思想影响下，电子战无孔不入；最后是在高边疆战略影响下，导弹战、太空战铺天盖地。这些军事理论与作战方式由于以近现代大工业为后盾，强调在陆、海、空、天、电各个领域大规模运用科技和机器的力量，影响着战争体制的深刻变革，引导着战争模式的火速演进。今天，人类战争已从陆地走向深海，从平面走向立体，从三维走向全维，从物理域走向认知域，从自然空间走向技术空间，使得局部、有限、可控的特点叠加，构成现代战争的基本态势。

　　探索前沿自然科学

　　装备技术发明先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重要的战斗力。世界科技中心的历次转移，总是伴随世界军事强国的相继崛起，这一事实表明，科技革命的成果，往往首先用于军事，引起武器装备变革，进而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共同特征，都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这同单纯追求能量杀伤最大化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具有根本区别。正是这三大要素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现代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军队组织编成的深刻变革和军事理论的全面创新，使人类迎来了信息化战争的新时代。

　　科学革命与军事变革的关系，是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也是一种倒金字塔关系。基础科学研究的一点突破，在应用领域将全面开花。当今时代，“科学的沉寂”60余年后，宇宙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基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日益显现。在宇宙演化方面，对暗能量、暗物质、反物质的探测，将可能极大地深化乃至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从而改变武器装备的能量来源和战争的基本规则；在物质结构方面，对分子、原子甚至电子的调控，有可能在光电热高效转化等领域产生新的突破，由此诱发新的武器装备革命；在生命起源与进化方面，合成生物学的出现开辟了从非生命化学物质向人造生命转化的路径，可能导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重大进步，为军事斗争突破纯粹物理战瓶颈铺平道路。这些基础领域的成果大量涌现，必将为军事变革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事实说明，任何一支军队，如果能在技术上先声夺人，率先为国家利益开疆拓土，那么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亦有相应的支撑。军事领域的先行者，单凭技术的创造，就能获得巨大的溢出效益。反之，亦步亦趋者，根本无法摆脱钱学森当年所批评的追尾巴、照镜子的窠臼。因此，我们对于战略前沿技术发展，必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