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平表示，中国管理学的本土研究还需要另一层意义上的“顶天立地”。“立地”，即立足于中国理论的独特视角，来探讨中国实践的独特性；“顶天”，则要以开放的态度汲取世界优秀理论和实践营养，为世界理论和实践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管理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日前，围绕中国管理学研究进展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重视定性研究法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谭力文介绍说，1980—2000年，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初步成长，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的特色现象，并逐步开始学习西方的成熟理论。2001年至今，中国本土管理学由基于现象的讨论转变为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管理学理论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对话。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备受关注。与会学者表示，探索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构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争论多集中在本土研究的概念、目的和路径上。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井润田认为，对本土研究的争论应当聚焦于“如何做”。

　　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贾良定说，2000年后，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经过实证主义科学化浪潮，强调量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实验研究、二手数据等。然而，井润田认为，这些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在检验理论方面比较有说服力，但在建构本土理论方面作用较小。为此，应该更加重视定性研究、案例研究方法。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李平认为，当前要高度重视定性研究方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基本构建完成后，再采用定量方法，以检验已构建完成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中为洋用”将蔚然成风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管理学的生命力在于积极有效地预测、判断和回答社会问题，并帮助解决问题。”谭力文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及各类组织的发展，将已形成的管理学科学理论、方法与实际相结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林青认为，中国管理学当前研究的重点应是描述、解释和理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取得的成功实践。

　　对于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谭力文提出，应加强对管理学普遍性理论的认识，为管理学理论的本土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强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管理学理论研究；注意管理学理论研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思考研究成果如何更科学、正确地指导我国各类组织管理工作进步。

　　井润田认为，本土研究应鼓励投入型学术研究范式，即鼓励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本土情境下的特殊现象，将利益相关者的看法结合起来，得到本土情境的地方性知识，而后将其抽象化，得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

　　除了要归纳并考察中国独有的管理现象，谭力文表示，还应与国际学术同行积极对话，在现有西方成熟管理理论中寻找适合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理论范式。

　　与会学者认为，应在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的基础上，采取综合集成的方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创建现代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有效途径。随着中国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学派研究的积累，中国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将逐渐加强，“中为洋用”也会蔚然成风。

　　历史文化是理论的坚实基础 

　　谭力文提醒道，中国学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思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如何在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管理学本土化研究。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李平认为，为避免中国管理学研究出现过于哲学化、过于经验化等弊端，应努力实现中国管理学的“顶天立地”，即通过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管理学本土理论，将中国管理哲学从“天上”降至“地下”，同时将中国管理实践从“地下”升至“天上”。

　　李平表示，中国管理学的本土研究还需要另一层意义上的“顶天立地”。“立地”，即立足于中国理论的独特视角，来探讨中国实践的独特性；“顶天”，则要以开放的态度汲取世界优秀理论和实践营养，为世界理论和实践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